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7/10页）
自十一月二十二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五天，现在，这条“走廊”已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
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全州、界首以南的恭城移动后，引起了何键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键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
若灌［灌阳］、兴［兴安］、全［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桑植］、永［永顺］，逼近辰［辰溪］、沅［沅陵］，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何键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
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勉策驽骀，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键和薛岳结下怨恨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之后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湘南的白牙，沿着夫夷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过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
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到湖南的腹地去。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
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
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伤病员的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的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和敌人打起来了，指挥员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渡口……
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
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的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
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圩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
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
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七十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已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七十公里的路走了整整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市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四十一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四十一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八十二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恣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