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金沙水畔（第8/15页）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红军官兵坚信，无论还要奔袭多么远的路途，终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能够到达让他们尽情欢笑与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门渡口遇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会后，军团长董振堂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

……

追击而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阻击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原来的番号也是十三师。虽然两个十三师在数天之内进行了数次战斗，但是国民党军始终没能突破红五军团的阻击线。

五月四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从皎平渡口大规模渡江。蒋介石对追击行动进行得十分迟缓的国民党军火冒三丈，他接连发出电报，告知国民党军各部队将领：“须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绝非革命军人应有之心理。”同时，蒋介石根据一份避重就轻的情报，给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团代理团长袁镛发出了一封“严禁士兵声言与红军无仇”的电报。小小团长承蒙委员长亲自电示，不敢怠慢，袁镛立即把电报内容向各部队作了详细传达：“……据报各军多有兵声言我等与匪无仇，如匪反攻不战而退，至后有好处，有白米饭吃等语。希即立饬注意严禁，并设法训诫……”

龙云接受了贵州的王家烈被蒋介石搞掉的教训，在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到达昆明城下的时候，他虽与薛岳拜了把兄弟，但却用蒋介石刚刚赋予他的“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的权力，下令中央军不得进驻昆明——蒋介石要龙云对中央军“不必客气”，龙云这次果然没有客气。于是，薛岳给蒋介石发电报，密告龙云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怕是与罗炳辉之间也有往来。

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最后一个过江的三十七团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边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北岸烧毁了所有的船只。坚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了三十块大洋的奖励。七条船中有一条船被确定是船工自己的，于是红军给了这个船工八十块大洋作为补偿。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红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抢渡金沙江的时候，自四渡赤水后便离开了红军主力的第九军团也在抢渡金沙江。这支红军部队的渡江地点是皎平渡口以东约三百里处的巧家。

被红军官兵们称为“掉队掉大了”的第九军团，在中央红军中是一支新部队。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以红三师和红十四师为基础组建起来。遵义会议后，部队由两个师缩编为三个团，实际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师。因为队伍小，机动方便，因此他们自乌江边重返黔北的大山中后，蒋介石始终无从判断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脱离出来的这支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和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三月下旬的时候，由于佯装红军主力在黔北与敌人周旋的时间太久，当第九军团赶到乌江边的时候，那里的浮桥已被拆掉。

眼看着红军主力远去，第九军团在瓢泼大雨中陷入了困境：追赶主力已经不可能，而身后五倍于己的敌人正向乌江岸边压来。中革军委的电报很简单：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可是眼下的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走才相对安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往回走出约二十里，然后转向西北方向迅速脱离敌人。

沿着乌江边崎岖的山路，第九军团整整走了一昼夜。四月三日下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中央红军曾经痛苦徘徊的打鼓新场附近。那里有一个叫老木孔的地方，被泥泞和暴雨弄得万分疲惫的红军官兵刚想在老木孔休息一下，侦察员的报告使气氛立刻紧张起来：附近发现黔军。部队只好接着走，在老木孔以南二十里的地方又停了下来，然而侦察员又报告说：黔军犹国才部的三个团正向这里追击。打还是不打？如果打，部队疲惫，打不赢就更无法摆脱敌人了；不打，总是处在被追击的状态中，以后的日子就会处处被动。军团领导最后决定：打！把敌人打垮了，才能行动自如，才有可能追上主力。

寻找好伏击点，红军官兵埋伏在山路两侧的竹林中。九团在正面，七团在右翼，八团在左翼。战斗的原则是：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把这股黔军打跑就是胜利。战斗开始的时间定在中午，因为这是黔军普遍犯鸦片烟瘾的时候。伏击圈布置好了，除了警戒人员外，其他的官兵正好休息，他们实在是太累了。

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却因高度紧张而无法休息。

三十八岁的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十八岁那年从家乡步行十七天走到昆明参加了滇军，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时他已经是滇军中的一名营长。一九二九年，时任江西吉安国民靖卫大队长的罗炳辉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中，他历任团长、旅长、军长，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组建时出任军团长。他的枪法是军中传奇，百发百中，绝无失手，常常听到子弹的呼啸，就可分辨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以及射击的距离有多近多远。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他的一颗子弹竟从两个鬼子的胸膛穿过，钻入第三个鬼子的脑袋，最后嵌进第四个鬼子的胳膊里。罗炳辉身材魁梧，胆力过人，立如一座山，坐似一尊塔，是个能打硬仗的优秀红军将领。他的妻子杨厚珍一直跟随着他，是中央红军中唯一的缠足女性，这位令人钦佩的女性用一双小脚走完了红军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