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江山多娇（第7/14页）

四月九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城里的交谈进行了一个晚上。张学良承认红军的抗日是真诚的，承认“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对蒋介石的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表示了认同，但又对蒋介石身边有许多的亲日派感到担忧。张学良坦率地表示，现在中国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是有抗日的可能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全国的抗日必须联蒋。而如果蒋介石真对日本投降，他就辞职另起炉灶单独抗日。最后，张学良建议：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还对陕西实力派军阀杨虎城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杨虎城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和国民政府西安绥靖主任，他十分赞同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和张学良秘密取得一致的看法后，他的陕军也与红军方面达成了取消经济封锁和互不侵犯的协定。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陕北苏区的周边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红军与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默契地形成了相对平和的关系。虽然张学良必须执行蒋介石的“围剿”作战命令，但是双方的战斗已经逐渐减少；即使前面偶尔发生了摩擦性的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互相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台下坐着的国民党军无比惊奇，当红军剧团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声一片。

陕北苏区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然后出兵绥远抵御日军的进攻，首先在西北造成抗日的局面。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因此，当红四方面军开始攻打岷县的时候，中共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提出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任务。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夺取岷县，以甘肃南部为临时根据地，以求得补充和休整。之后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出陇西威胁兰州，另一部出夏河威胁青海，以利于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合——红四方面军之所以在巨大的牺牲下持续攻击岷县，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在岷县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军事计划。

在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攻击岷县的同时，第二纵队在第四军军长陈再道的带领下开始向甘南东部的临潭进军。十一师沿着洮河西行，十师、十二师和妇女团在占领了临潭新城后，沿着大道向临潭旧城急促行进。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逼近了临潭旧城。这座四面环山的古城有四座城门，其中东、西、南三门有瓮城，瓮城上都筑有碉堡。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十师在师长余家寿的指挥下开始了攻击。红军冲过五米深的城壕，搭起云梯攀爬城墙，很快就把守城的敌人打垮了——原来，驻守在这里的一个团的敌人在红军到来之前只剩下了一个营。

两天之后，敌人反击了。奉命夺回古城的是马步芳的警备第一旅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四日，十师在城外设伏，将这个骑兵营包围，随即展开了歼灭战。受到打击的警备旅旅长马彪集中了全旅的兵力，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反复冲击。在城外的西峰山阵地，马步芳凶悍的骑兵旋风一样砍杀过来，混战中红军的子弹用光了，官兵们只有与敌人拼刺刀。敌人的骑兵一度冲进了县城，巷战在每一条街道展开。骑兵闯入狭窄的小巷里显得十分被动，守城的红军在巷内设置了绊马索，挖了陷马坑，然后爬到房顶上向下扔手榴弹。马彪旅长是个亡命徒，骑兵的攻击受挫后，他把银元和烟土统统抬到了前沿，亲自提刀督战。红军的阻击阵地在被敌人连续突破数道后，红军抱着成捆的手榴弹，前仆后继地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直至把敌人的进攻压下去。

至九月七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占领了漳县，十二师占领了洮州，八十九师占领了渭源，九十三师占领了通渭——至此，红四方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四川与甘肃边界设置的封锁线，控制了甘南的一部分地域，岷洮西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南部开辟出了一小块可以暂时立足的区域。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的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

李聚奎万分激动，当即写了回信：

驻界石铺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负责同志：

你们九月一号来信收到，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来信，不胜欢迎！

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的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

目前甘南敌情，王钧在天水札县西和一带。最近我军一部占领了威县续向徽县推进。鲁大昌被我军围困于岷城一月有余，毛炳文在陇西城及其附近。我军也有一部监视中。其余如你们所知。

致以

胜利的敬礼。

二十日夜于通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