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5/12页）

正如我们所见，在一开始，托克维尔首先回忆了博丁和孟德斯鸠[52]。为了看见其在一个不太重要的地点提出的气候理论，我们必须等待，直到旅程快要结束。然而，《论美国的民主》的最终版本的手稿仍然强调了客观环境对美国民主的决定性意义。[53]

托克维尔也认为正是美国的特殊物质条件让美国人能够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干涉下融洽相处。[54]如果一种公共职业接近于野心，那么会有一千种其他公共职业对美国人开放。在美国，“整个世界似乎是［……］一种可塑性材料，人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来扭转或塑造它”[55]。

对金钱的无限欲望所带来的有害影响一旦出现，有一种元素显然会阻碍其发展，它就是宗教。在6月底，托克维尔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宗教对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有这么大的影响；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忽略这股力量在鼓励和规范人类活动方面的必要性。”[56]

在众多的教派和教义之前，作者对唯一适合民主政治的宗教深信不疑：

你知道，我一直相信君主立宪制会转变为共和政体；我也深信新教教义最终必然会成为自然宗教。我跟你说的这一切正是这里的许多宗教人士的深切感受；当他们看见他们的教条的后果时，当他们看见加入天主教（其信条非常值得怀疑）的反作用时，他们感到反感，但至少在这里一切都被联系在一起。[57]

特殊的物质条件、私有利益、宗教，共同削弱了对物质财富的过度需求——从美国之旅的第一周开始，这三个元素就已经深深地烙在托克维尔的论据中。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严格地说，自然条件不再包括物理环境，但其依然包括美国的出发点和起源；利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利己主义、单调性、对物质享乐的热爱、贵族的制造、艺术和生活的工业化；宗教也可以被称为爱国主义、荣誉和一般观念。但是，当最初的三个元素——特殊的物质条件、私有利益、宗教——被添加到特定的历史理论之中，其将继续构成《论美国的民主》的系统框架。

按照行程，托克维尔和博蒙离开纽约前往奥尔巴尼和布法罗；在庞蒂亚克和萨吉诺，他们短暂地看到了底特律另一边的大荒野；为了重新回到新英格兰和纽约，他们经过了北美洲五大湖和加拿大。从那开始，这两名旅行者去了西部和南部。他们看见了费城和巴尔的摩；为了看到接下来的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他们再一次经过了费城。[58]他们经由蒙哥马利、诺福克、华盛顿回到北部，最终回到纽约。

这一切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休闲时间。就像托克维尔在给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能够定义一名旅行者的是他的问题和他的研究，而不是他使用本国语言表达自我的熟练程度。”[59]这两名法官变成了不知疲倦的发问者，他们询问他人、做记录、阅读并观察记录的内容[60]。托克维尔做了粗略的笔记，他在这些笔记中注意到了他的研究结果。博蒙对他们的每一次访谈都做了仔细记载。[61]

托克维尔的笔记不是真正的旅行笔记，它们包含的内容不仅限于那些促使他的理论形成的资料。[62]阅读它们也无法获得与他的主要思路有关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作者的理论前提，这些笔记往往是无趣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谈话的片段、各种评论和访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表明他们不仅像最初那样对美国进行反思，而且已经把美国之旅上升到了知识之旅的层次。

整本书的产生绝非偶然或是基于一些奇特的心理技巧，作者在谈及对美国的第一印象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它。[63]虽然他在写给某些通信者的信件中提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64]在美国时，托克维尔尽可能多地观察能够辅助他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事实，以便为《论美国的民主》的特定构想（他在开始美国之旅前就已有这种构想）提供主体和内容。[65]

在寄往法国的信件中，该理论开始一点一滴地形成。“我请求你保存这封信，”托克维尔在信中对他的母亲说，“它包含了我没时间记录的细节问题，我非常乐意能在以后再次得到它。”[66]类似的请求出现在他的所有旅行信件中。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托克维尔不是单独在旅行。如果这对朋友最终都向公众提供了自己的版本的民主政治，确定无疑的一点是，在他们回到法国之后，关于美国民主的伟大作品的概念是在托克维尔曾几次提到的“头脑的决斗”中由他们一同精心打造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很难判断一个想法是由谁提出的，或是一个引用源自谁。最终的结果将永远抹掉这两位旅行者的日常辩论内容。

就像有人曾说过的那样，博蒙对托克维尔的影响更像是一种催化剂。他使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撰写和修订上花费了精力。为了给他朋友的作品提供补充说明，他最终完成了一本令人钦佩的社会小说。博蒙的笔记也提到了其与托克维尔的知识辩论。在笔记的空白处，有博蒙对《论美国的民主》的手稿发表的评论、他自己的作品的草稿，以及对他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明显能够提升理解力，它们只是相较于托克维尔的作品稍有逊色）的阅读。

我们很难确定这一写作计划是在什么时候不再共同分享。在博蒙从美国寄回的第一个消息中，他提到“我们的伟大作品”[67]。在他于10月7日写给他的母亲的一封信中，他首次提到“我的计划”[68]，在后来的信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表达。在5月至10月期间，就像乔治·W. 皮尔森指出的那样，博蒙发现并更加密切地了解了美国印第安人，也许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计划突然发生改变。[69]

虽然家族通信中的内容表明这两名旅行者对他们与美国有关的作品的辉煌前景充满热情，但是，与同僚的通信内容表明他们仍然非常茫然：

考虑到你与托克维尔素不相识，你跟我说说我可以写什么关于美国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发表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哪怕是很小的作品；英美总体局面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放弃了全部构想，我不再清楚我应该特别注意什么细节。因此，直到现在，我只能要求自己收集大量不同的文件和部分言论。我喜欢这个工作，它深深地吸引着我；但它在以后对我来说有用吗？我只能说，我走得越远，就越怀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