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5/5页）

一生参与此种集会，此为第四次。第一次在民国二年，当癸丑革命失败以后，出亡日本，曾与先烈陈英士先生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数度。第二次为公历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数度。第三次为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马赛参观殖民地展览会一度。大致皆规模宏大，搜罗极富，以今日本会情形与之比较，不无逊色。惟当军事甫定之际，政府当局即能注意及此，筹备时间又极短促，有此成绩，实属难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张不同之两派，到日本后更显然异趣。一派主张革命再接再厉，责同志胆小而逃，谓将组织敢死队以革命，并拟改组国民党。另一派人在东京安排各地流亡出来的青年，曾办有文武两个学校：文者名“政法学校”，武者名“浩然学社”；实地奔走其事者为殷铸甫先生。请得彼邦同情我国革命之学者来尽义务，我只听到名法学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学校授过课。陈铭枢待殷先生甚有礼，似即系政法学校学生。膺白将离东赴南洋时，提起铸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帮忙为憾。我因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沪，独自先去找他，事详下章。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国民军，以二军最多麻烦，纪律亦差，但在紧要关头，派人与胡笠僧（景翼，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总持大体，他是浩然学社的学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外利用国际情势，内利用袁氏野心，对中国提出“廿一条要求”。上述主张读书的一派，组织“欧事研究会”，深恐日本挟亡命客以恐吓袁氏，曾有两次宣言，请袁一意对日，亡命者宁客死异乡决不乘国家之危。两稿一出章行严（士钊），一出赵厚生手笔。时膺白已不在东京，事后得稿，亦甚赞成。欧事研究会中人后在国会，一部分为“政学会”，政学会者，国会议员小组织之一，原属国民党，但大概不在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之“中华革命党”内，其后曾与非国民党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与岑春煊派共事，故后来成为异己之恶名称。膺白不是国会议员，与政学会无关系，亦未与岑春煊共过事，他的朋友各党各派都有。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后，被人荣以政学系首领头衔。

英士先生不因癸丑（一九一三）之失败而改其与膺白私交，但其急进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劝而稍改变，膺白亦不因其听不听而改态度。在东京时，一日在英士先生处晚饭后将归，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谓有人自东三省来，运用胡匪极有把握。待其人至，见膺白甚忸怩，实系一无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终信其言而赴大连，到大连并不能活动。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为苦痛，遂决定离东京而至新加坡。动身之前，留一长函给英士先生，函尽日本卷纸一束，中有要点：“勿使革命行动为国民所误解，袁世凯正多方宣传革命党为‘乱党’，吾人不要真为乱党。勿上无根柢失意无聊者之当。以袁氏此时防范之密，爪牙之众，被派回国做局部破坏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势被牺牲。若属不坚定分子，则一离本营，鞭长莫及。前者驱有用之人，为无益之牺牲。后者将难得之财，供取巧者浪费。至利用土匪，或运动无宗旨之军队内讧，尤为国家无穷之患。”此系最后一次信，亦最后一次见面。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膺白由新加坡寄大连沈缦云先生函曰：

前田崎号转寄一椷，谅已邀览。郛于三月廿二日到新加坡，匆匆又十余天，前蒙介绍林秉祥、丘国瓦诸君，均因事回国未晤，其余陆秋杰诸公在吉隆坡，尚未去过。现拟在此间暂作勾留，借资视察，赐示请直寄下列地址陈楚楠君转交为盼。顷阅报谓英士在连大病。确否？郛自新正以来，到处巡游，行踪无一定，故与伊不通昔问者几三阅月矣。闻讯颇觉不安，先生见闻较确，望即示知为盼。此间实业界大有活气，南洋乃先生熟地，想均在洞鉴之中，惟坡中住屋甚少，先生若决计南来，望早示知，以便代为布置也。四月四日。

民五（一九一六），云南起义讨帝制，膺白由美归，在沪接洽浙江加入护国军，下章尚须述及。浙江之实力者坚持不扰乱其秩序，有夏尔屿者，奉派赴杭运动下层不成被捕致死，此与膺白虽毫不相关，然不成总是不快之事。不久英士先生被刺，亦是接洽一件不可信之事，使刺客从容而入，悲夫！

十余年后，吾家居莫干山，距吴兴仅一小时车程。民十八（一九二九）的十月十二日，膺白与我同到吴兴扫英士先生之墓，回思往事，怆然不能已。以英士先生的雄才，倘不早死，对国家必有更大贡献，革命固不惜牺牲，这牺牲实在太过了。公子铣夫坠机惨死，膺白适返沪，往慰嫂氏，事已兼旬，嫂尚双目红肿，公子惠夫侍坐。嫂告膺白，大哥哥（果夫先生）拟为铣夫营墓为飞机状，以资纪念，此万万不可，皆因英士墓大耗费，故损后福，当俟他日“抱子葬”，蒋先生送款未启视原封璧还，亦为不敢多费之故。“抱子葬”者，他年母子同葬之意，当系吴兴风俗。膺白述嫂氏之言，不胜其钦敬。我印象很深，故膺白身后，亦辞公家丧葬而未受。民十九（一九三〇），岳军先生长沪市，时蒋先生正当国，与膺白皆辛亥革命英士先生僚属，三人联名以故人资格向社会局请地一小方，醵资为英士先生立塔纪念。其缘起、经过、纪念文、演辞，均详《陈英士先生纪念塔记实》小册中。

友谊聊可补，亦且无及。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知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中国为何如耶？半世纪中，革命的国民党成功三次：辛亥（一九一一）、民十六（一九二七）及抗战胜利。每次有赫赫之功，国民或抛除成见，或抑制恐惧，拥护而仰望，而终归再遭挫败。建大国岂能用小智？有圈子则见外于福斯，而内争尤为国民所不安。当年坐而论和战的人，均早不在斯世，膺白是桌上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思想亦并未成熟有系统，因其不主内战而对友谊遗憾终生，受无端谤诬亦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