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第12/12页）
1938年4月26日，蒋介石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仍任秘书长，把省政府的一套班子装备了起来。
当一张张板凳安好，大家各就各位，蒋介石曾发现并为之头疼的那个特点再次重复：两套班子五个人，抱起了团。
两套班子是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五个人分别是主持西康军政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主持四川军政的王缵绪、邓汉祥。五人轮流做东，以吃饭为名，商量如何表面拥蒋，暗中防制，以使蒋介石对川康无从下手。
眼看“以川制川”即将前功尽弃，全面破产，“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这个“人”，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对潘文华说，三个月后把省主席交出来，并非真心话，他不仅不想交还，还记挂着早日转正，把头衔上的“代”字给去掉，为此，他甘愿冒大不韪，上演一出潜伏的好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王缵绪认为自己已经是老蒋的人了，给老蒋充当探子，为其通风报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亏心的。
刘湘生前，很多人都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其实并非事实。事实是，直到王缵绪担任代理省主席之后，四川复兴社才以此为契机，试图发展王缵绪入社。
正好那时候王缵绪急欲转正，却又找不到关系和门路，四川复兴社便通过王缵绪的秘书，告诉王缵绪说，只有加入复兴社，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那个省主席的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王缵绪一听果然动了心，某天晚上，他跟着四川复兴社的人，偷偷跑进一间会议室，填了入社表，并向蒋介石的头像行三鞠躬礼，就此加入了复兴社。
虽然入了社，王缵绪自认还只是个小社员，所谓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不先立点功还行？
“五人团”每天的谈话内容，都会被王缵绪暗暗记住概要，然后通过复兴社这条线层层上报给蒋介石。
刘文辉找邓锡侯商量，认为留守川军的枪支多，子弹少，想让王缵绪少成立两个保安团，用节省下来的薪饷密购子弹，以备将来和蒋介石抗衡。
邓锡侯去跟潘文华一说，潘文华一拍胸脯，便去说服王缵绪。王缵绪表面一口应承，背地里却向复兴社告了密。
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前去修筑大巴山防御工事。
这其实是一条“一石二鸟”之计。抗战当然是第一需要，大巴山工事可防止日军沿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入川，从而动摇抗战后方，另一方面，潘文华的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在阆中，与居于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隔开，主管西康的“邓、潘、刘”也就不能整天在一块咬耳朵了。
可是潘文华自有他的办法。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事告一段落，他便称病赴蓉医治，又与邓锡侯、刘文辉凑到了一起。
随着武汉的“中央”各机关陆续全部迁往重庆，西南地方自保的yù_wàng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便有谣传，说云南要投降日本人，蒋介石便催促云南军政首脑龙云前去汉口会面，以正视听。
龙云从汉口返回后，中途在成都与“五人团”闭门密谈，双方签订了一项对抗蒋介石，巩固各自地盘的联防密约。
王缵绪和众人一齐签约，签完了，他就捉摸着，如何把谈话和条约内容报告蒋介石。
正好这时蒋介石电约王缵绪前往汉口。王缵绪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密报起了作用，但同时还要装模作样，他把另外四人请到家里吃饭，吃饭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一脸天真地征求意见，问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大家说去好了，怕什么呢，肯定是好事不是坏事。
即便是坐上飞机之后，王缵绪仍然不知道，在蒋介石发出电约之前，尚有许多的曲折，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于他加入复兴社这件事，康泽事前不知道，事后不同意，蒋介石更是被蒙在鼓里。
复兴社的加入规定十分严格，凡是上层将领，必须蒋介石本人亲自批准才行，何况当时蒋介石已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代替复兴社，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吸收社员。
王缵绪以为他的密报会通过四川复兴社，直接报告蒋介石，其实四川复兴社并无这一职权，那些密报都是经康泽汇报的，康泽也并没有透露过王缵绪就是复兴社员，等于他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
眼看事情要穿帮，四川复兴社负责人史良骑虎难下，只得先到汉口见康泽，请康泽权宜从事。
康泽跟复兴社的大多数头目一样，缺乏新政学系那样的政治头脑和谋略，当着史良的面大发雷霆，说他是在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坚决不肯让王缵绪入社。
无可奈何之下，史良找到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请他给蒋介石进言。
经过邵力子说项，蒋介石召见史良，问明王缵绪的态度后，他点了点头：“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
蒋介石立即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电召王缵绪来汉。
老头子都同意了，康泽也转怒为喜，带着史良一道去机场迎接王缵绪，并亲自领王缵绪去见蒋介石。
1938年8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正式就任四川省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联防密约是王缵绪带给蒋介石的一件礼物，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当即免去邓汉祥秘书长一职，其余省府人员也全部更换，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虽未受到处分，却也被吓到面无人色，再也不敢抱团生事。
蒋介石以一记敲山震虎，把“五人团”拆得七零八落，“后刘湘时代”川局动荡的状况自此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