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血盆里抓饭吃（第5/5页）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上到处漂浮着死鱼，而在胡宗南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范儿。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南被迫撤出信阳。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
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王陵基由此惊惶不已，以为必受军法处分。
入暮之后，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会场内外的气氛极为阴沉。
晚上，陈诚求见蒋介石。
在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序列，作为王陵基的临时上级，陈诚颇替王陵基叫屈。据陈诚分析，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新编部队，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必须给予相当的整训时间，而且从几支川军的临场表现来看，这些西南地方部队更长于山地作战，平原阵地战并非强项。
陈诚得出的结论是，王陵基吃败仗，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他愿为此承担责任。
在陈诚看来，王陵基起码在及格线以上：他几乎最后一个才知道要弃守武汉，但并没有马上溜号，而是认真部署，先将第三十集团军安排撤走，又去向陈诚报告和请示了任务，之后才离开战场。
听了陈诚的话，蒋介石对王陵基的印象大变，第二天不但未对王陵基进行处分，还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对许绍宗也看在川省主席王缵绪的份儿上，免予处分。
两个集团军勉强过关，然而内部检讨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开会，又提到了武汉会战，并且一段一段进行了细抠。
说到信罗战役的时候，马上牵涉到弃守罗山的责任该由谁负。第二十三集团军的将领都在会场上，师长曾苏元吓得脸色惨白，再三再四地申诉，说他放弃罗山实属迫不得已，否则全师可能遭日军迂回包围云云。
蒋介石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仍然坚持要曾苏元作出解释。孙震见状赶紧替部下打掩护，请求给予曾苏元戴罪立功的机会，蒋介石这才勉强答应，但仍然给曾苏元记了两次大过，军长陈鼎勋更倒霉，因为负连带责任，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十三集团军内部对此很不服气，其实他们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不客气地说，若不是体量庞大，且有“背景”，所得到的处分就完全不是记过或留任的问题，而非得有几颗人头落地不可。
这就是战争，有离谱的精彩，更有离谱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