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燃烧的翅膀（第5/5页）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确实没有吹牛，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众人从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事实上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时刻担心着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早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早已开溜，匆忙之下，甚至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了反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僵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熊克武再也没能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了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他差点就被刺刀给捅了个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子弹打不到。

此时天空里开始飘起蒙蒙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色逐渐地变亮，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不远处就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索性一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了，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死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