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5/7页）

这里的批判，至今仍有意义，尤其“未来的黄金世界，不在梦寐，而在觉悟”，发人深省。不觉悟则万物似有实空，革命之所以使人感到无限充实，拥有一切，便在于人的觉悟。不觉悟的时代，人人家财万贯，也会虚无得冰凉彻骨。

在《赤都心史》里，也时而坦露出《野草》一般的“虚无”情怀。《“我”》一篇在灵魂自剖中描画出昂扬与低沉起伏交战的情形：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

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

革命是“超我”的实现，是大生命的延展。“我”与社会、与民族、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五四以后困扰一代中国青年的问题。革命者把“我”投人到“非我”的社会和世界中，在增进人类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从而消除了作为一个单独个体的自我恐惧感和虚无感。具有了这种“觉悟”，便具有了一分“先锋队意识”。而所谓“先锋队”，实则就是“超人队”。一个民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货真价实的“超人”，整个民族才能腾飞和更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冰天雪地中北欧神话般的超人。

瞿秋白并没有把现实中的俄罗斯当作“黄金世界”的样本。他写了很多灾荒、饥饿、贫困、混乱、弊端，写了余粮征集制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写了新资产阶级的暴富，写了“苏维埃小姐”上午在机关办公，下午浓妆艳抹，“上咖啡馆当女役去”。作者对这些现象没有轻易下结论，但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经济结构等问题，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完全可以当成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觉者如何走向革命的金色光环里去的精神传记来读。它们的象征性和表现性使其带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它不但可以使人从心灵深处了解那些钢铁一般的共产党人，而且更可以使人明了中国是如何走上后来的道路，以及在那条道路上所历经的欢乐与痛苦。正如《饿乡纪程》中的一段所描绘：

果不其然！在荒原万万里的尽端，炎炎南国的风云飈起，震雷闪电，山崩海立，全宇宙动摇，全太阳系濒于绝对破灭的危险恐怖，天神战栗，地鬼惊啸。此中却还包孕着勃然兴起，炎然奋焰，生动的机兆，突现出春意之内力的光苗，他吐亿兆万丈的赤舌，几乎横卷大空。我们的老树，冰雪的残余，支持力尽，远古以来积弱亏蚀，——况且赤舌的尖儿刚扫着他腐朽的老干，于是一旦崩裂，他所自信的春意之内力，趁此时机莽然超量的暴出，腐旧蚀败的根里，突然挺生新脆鲜绿的嫩芽，将代老树受未经尝试的苦痛。

这正是1921年中国革命形势的诗意写真。嫩芽与老树，赤舌与残雪，相持相斗，莫辨谁主沉浮。但襁褓中的新生命是在不断长大的，幼小时所遭受的创痛，长大后也许会喷发为毁灭性的雷霆。

革命是诗，革命文学的一切体裁都像诗。而革命的诗歌却常常令？些诗歌爱好者觉得不大像诗。或许是“诗上加诗”的缘故，或许是那些爱诗者对诗的理解过于窄了些。马雅可夫斯基说诗歌是旗帜是炸弹，也有人说诗是婴儿的微笑。但婴儿最动人的诗其实不是微笑，而是他刚刚人世之初的那一阵剌耳的啼哭。在婴儿派的诗歌爱好者看来，蒋光慈的诗歌大概就是有几分剌耳的。

蒋光慈（1901-1931），曾用名宣恒、侠僧，又名蒋光赤。在家乡安徽上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在上海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学习俄语。1921年赴俄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大学社会系，曾在冯玉祥处任顾问翻译。与沈泽民等组织革命文学团体“春雷社”。在文学上以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成名。1927年后与钱杏邨等组织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发表长篇小说多部，成为作品最畅销的革命作家。有的出版商将其他作品署上蒋光慈的名字来促销，就如今日遍书摊的假金庸、假古龙一样。陶铸曾说，他是读了《少年漂泊者》才去上黄埔军校的胡耀邦也说自己是受了《少年漂泊者》的影响而投身革命。可见革命文学在影响人的行动上力量之大。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病逝于上海。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蒋光慈1921年以后的几年里所写的“革命诗歌”91925年，蒋光慈出版了诗集《新梦》，集内是他1921至1924年所写的诗。到1926年就已出了三版。在三版改版自序中，蒋光慈说：

《新梦》出世后，作者接了许多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来信，对于作者甚加以鼓励和赞誉。固然他们对于作者的同情，不一定就能提高《新梦》在文学上的价值，但是因为对于作者表同情的都是革命青年，作者真是满意，愉快，高兴极了！不过在满意，愉快，高兴之中，作者又发生了恐惧——恐惧作者不能在文学界负自己所应当负的使命。

作者的高兴和恐惧都产生于诗集的革命意义。高语罕在为《新梦》作的序中说：

《新梦》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诚然是一种理想的彻底革命，但为达到那一仙境，必须要经过专政的阶段，于是，无政府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导。高语罕在序中愤然批判了泰戈尔的忍耐主义，赞扬蒋光慈的鼓动革命：

现在流行的新诗人，他们的脑子是资产阶级的出产品，又多是美国奸商的文学家的高兄弟子，他们的作品，十有八九都带着铜臭！

绝没有替无产阶级“打抱不平”的。光赤同志的《新梦》，却处处代表无产阶级大胆的、赤裸裸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个声音：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现今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回避和忘却阶级观念，以致使人误以为讲阶级便是极左，便是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但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因人们的忘却就不存在。提倡阶级观念并不等同于阶级间的血肉厮杀，并不简单意味着某阶级为善、为进步，某阶级为恶、为反动。既然历史上明晃晃摆着阶级的对垒和分野，那就应该以直面历史的态度去研究和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谬误不应该导致连阶级斗争一同矢口否认。蒋光慈译的《劳工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