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湘江，湘江（第8/10页）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

 

五、军人与政治

 

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

 

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

 

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

 

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延安一月》。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从1929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一生不知出任了多少个“剿共”职务，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红军长征，他任追剿军总司令内，还分电各军“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五万元。”

 

他把未能付出去的赏钱，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

 

在重庆闲居无事，何键居然穿着上将军装、坐小轿车去了一趟七里岗新华书店，买回二十多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泽东的书，想仔细研读一番。

 

戴笠得知，一个电话打来。何键心慌意乱，急忙把书塞进了火炉。

 

何键当年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学习期间，一次考几何，他勉强做完试题后，在试卷空白处大加发挥，写上“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的几何老师当着众学员的面问：“何键在《几何学》考卷上写了几多‘几何’？”从此成为学员中常常谈起的笑料。

 

他终生信命，晚年终于想问自己一句：反共到几何？

 

自从烧了书之后，他便不再关心世事，一心钻研佛学，修行坐道。

 

双手沾满鲜血的何键放下屠刀后，也颇想“立地成佛”了。

 

1956年4月25日，何键因脑溢血死在台北。

 

何键想成佛，刘建绪则想投共。

 

1949年8月1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从福建省主席退下来的刘建绪与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位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声明中说：“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刘建绪还不想被时代抛弃，所以他不得不在其上签字。但这份别人起草的声明每个字飘过他眼前时，也将他与共产党作战的历史带到了眼前。

 

1929年1月，他兼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五路司令，曾以优势兵力对脱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进行长程追击，那正是朱毛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

 

1930年10月，任“平浏绥靖处”处长，率十五、十六、三十一师进攻苏区，并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

 

1933年7月，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

 

1934年冬，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在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1935年春，改任“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官……

 

声明中的这句话最叫刘建绪心痛：“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作为一个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多年的战将，他对自身又何尝不感到“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

 

声明发表后，中共方面电邀诸委员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签了字的刘建绪却未去，用同样未去的李默庵的话说就是：与共军作战多年，国内主要战斗均皆参加，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迹近投诚，混迹其间，有何意味。

 

那份声明说：“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