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5/9页）

在西方，特别是在近代的西方，文学艺术的主题是男欢女爱，而在中国却是友谊。中国名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以友谊为中心思想的。《论语》开篇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45]中国山水画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老友二人静坐一处欣赏大自然的和谐壮丽。友谊的颂歌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中国的诗歌、文学和艺术——表达个人感情的王国中。

友谊的层次十分繁多。也许最为密切的要算结拜兄弟了。在中国，年轻人喜欢模仿《三国演义》中的主人公刘备、关羽和张飞桃园结义的情形：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国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恩忘义，天人共戮。[46]

这道誓文为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结盟拜把子提供了样板。誓文通常在寺庙、神殿或对结拜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地方宣读。

关于友谊的专用术语也是很具特色的：“交情”意味着关系十分密切，组成这个词的两个字的含义分别是“to have intercourse or intimacy”（交往或交往密切和“the affections，feelings，or desires”爱，感情，愿望）。英译为“a firm and noble-minded friendship”的“道义金石之交”，其含义是这种友谊兼及公德和私德，且坚如磐石。

除个人亲自结交直接结成的友谊外，还有涉及广泛的间接关系结成的友谊。朋友的朋友即属此类，父辈的朋友和朋友的儿辈亦属此类。尽管这类朋友关系最初是经由他人建立起来的，但这种性质的友谊也能密切起来并持之久远，这要看当事人的志趣及性格是否相投。

友谊关系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姑名之曰“‘同’字辈”。“同”这个字的意思是“一同”（together）或“相同”（the same），在中文里作为一个修饰词用之于许多名词来描述中国友谊关系中这一支派的各种各样的类别——同乡、同省、同学、同年等等。也许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同年”。

那些在任何一级科举考试中——不论是府试、乡试还是会试——考中的考生，他们便互相视为同年。在清朝教育制度下，尽管有官办学堂，但是准备科考的实际教学工作却大多是由私塾教师和家庭教师承担的。正由于此，“同学”的标准便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你们是否一起在同一学校读书、是否从同一学校毕业，而是你们是否参加了同一年的科举考试。在科考的准备阶段，建立友谊的基础是共同的经历和志趣。那些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的人，由于其共同的成就而有了进一步亲近的凝聚力。应试士子成千上万，能通过考试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人，即使这样，也不是他们所有人之间都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和在任何人际环境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既然是同一年通过了科考，即使不能建立真正的朋友关系，也仍能形成一种特殊的集团。与其他形式的友谊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也有扩散效应，同年之子与其父的同年就有了一种特殊关系，通过了科考的考生的近支亲属不但能够分享他的荣耀，也能与他的同年结交。[47]

同村或同省的人，一旦离开家乡，便会感觉到彼此间有一种基于出生于同一地区的特殊的相互亲近相互忠诚的感情。因此，他们通过特别地方会社（会馆）联结起来，互助互济。来自同一省的赴京应试士子可一同下榻于各自省份的会馆，在这里，他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会得到帮助，如果需要，还会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商人因商务赴京也可以住在这些会馆里。在京城，这些会馆主要是为读书人开的，而在中国的其他大都市如省会和商埠，会馆则为商人把持着。当然，因职守离开原籍的政府官吏也参与其所属省份会馆的活动。[48]这种对家乡的热爱、这种为家乡而骄傲的感情，渗透于中国社会，为本已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世界又增添了一层关系。

在各地，当地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也组成行会，就像自同一地区来到本地并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外来人组成的行会一样。有些行会在中国其他地方还设有分会，因而，其成员便在同一行业、来自同一地区的纽带的基础上结成了关系网。西方式银行在中国出现以前实际垄断了中国资金周转的山西钱庄主，只是这一现象的一个例证。

秘密会社是中国人偏好以友谊和人际关系为基础结盟拜伙的另一例证。这些会社的成员虽然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以家庭的形式集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和《三国演义》中三位主人公的关系相同的结拜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要求一种超过一般家庭纽带关系的“忠”，会社的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家庭的利益。[49]

尽管友谊属于平等性质，但在大多数友谊关系中，当事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兄弟关系。谁为长者，取决于年龄、学识、科举出身或任何其他为当事人互相默认的标准。然而，尽管朋友之间称兄道弟，但这种兄弟关系并不是同胞兄弟之间所固有的严格刻板的兄弟关系。这种兄弟关系只不过是表示互相敬重，并无他意。

师生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随便了。一个人的老师，从许多方面被看作是自己的父亲。老师对学生既严厉又慈祥，不但指导学生如何读书，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学生则毕生敬畏老师、忠于老师、关心老师的生活并忠于和关心老师的家属及其生活。

科举考试中考生和考官的关系则属于友谊关系中特殊的一类，尽管它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甚小，但是它对官僚政治却有着相当的影响。18世纪的官员、诗人袁枚，1768年在写给其考官邓时敏（1712—1775）的一首诗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在等待发榜时极度痛苦、中试后又欣喜若狂和对录取他的考官的无限感激之情：

苦记戊午岁，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昏黑奔跹跹。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眼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究谁宣？父母爱儿子，不能道儿贤。惟师荐弟子，暗中使升天！[50]

中试的考生把自己看作是录取他的考官的“门生”，称考官为“座主”[51]。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既不像师生之间那么严格正规，也不像朋友之间那么亲近随便。上述这首诗是事隔30年之后写的，可见，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通常是持续终身的。与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一样，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可以下延和外延。“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52]某一考官的门生，即使不是同一届录取的，也有共同的关系，有时还能互相关照。[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