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11页）

李鸿章早在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1847—1853）就结识了冯桂芬（1809—1874），但是直到1861年苏州士绅恳求曾国藩派军队保卫上海时，二人才重又相逢。[26]冯桂芬代表苏州士绅写了请愿书，于是才有了李鸿章组建淮军并成了江苏巡抚（见第四章）。冯桂芬是苏州人，1841年成进士，选翰林。虽然他是读书人，但是却很积极地在家乡兴办团练。太平军攻陷苏州时，他逃到上海，在那儿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实力。1862年，李鸿章奏调冯桂芬入幕，从那时起直到1865年，冯桂芬作为一个不受李鸿章约束的谋士和兼职幕友为李鸿章服务，给李鸿章以后的思想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870年，在一道奏折中，李鸿章对冯桂芬表示感激不尽。[27]

冯桂芬是同治中兴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可能是“自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他还是最先看到了中国要想生存就需要学习西方技术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是后来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雏形。他清楚地看到，西方远优于中国，但是又认为事实并不一定就是如此。他认为，如果皇帝能够端正人心，如果中国能从西方引进急需的船炮，这种情形是能够在中国自身发展中得到改正的。他甚至认为，数学构成了西学的基础，因此应该在上海和广州设立翻译局，培养学生学习西文，这样，就可以把外国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译成中文。根据他的建议，李鸿章于1863年建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冯桂芬还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列入科学方面的内容。他甚至还认为，外国人不应受到鄙视，而应受到诚恳、公正的对待。他是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倡议收复苏州地区的发动者，是1865年李鸿章和曾国藩发起的减税方案的执笔人。这一时期李鸿章的许多改革建议实际上都是冯桂芬执笔的，或者至少是直接受了他的影响。[28]

李鸿章的第二个谋士是郭嵩焘（1818—1891），他和李鸿章是丁未同年并同为翰林，亦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虽然郭嵩焘只是在1862年在李鸿章的幕府里待了几个月，但是，终其一生，李鸿章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兼保护人。由于李鸿章的推荐，郭嵩焘被委为苏松粮道（1862），之后又署理广东巡抚（1863—1866），并于1875年成为第一个中国驻英公使。早在1859年他奉命协助僧格林沁抵抗西方军队进攻北京时，郭嵩焘就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外国人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外国人所要的只是与中国贸易通商的权利，如果中国政府以理代力，可保帝国百年无事。由于郭嵩焘最敢于直言主张与西方妥协，他便成了保守派攻击的首要目标。在他1876年去英国及其日记出版后，保守派对他的攻击更加猛烈，因为他在日记中说，西方具有悠久、发达的文明，它胜于其他蛮族文化。他倡议进行长远的改革，甚至主张改变中国的基本的组织结构及制度，希望看到在全国遍采煤铁矿、遍设铁路。虽然李鸿章同意他的观点并尽全力保护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还是迫使李鸿章告诫他要更加小心谨慎。1879年，郭嵩焘奉召回国，考虑到去北京会危及他的生命，遂径回湖南老家赋闲。然而，直到1891年去世，他一直不断地写信、上奏支持李鸿章的政策。[29]

李鸿章的第三个谋士是薛福成（1838—1894），他是1857年的秀才，江苏人，从1865年到1872年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1875年应邀入李鸿章幕府做文案，一直到1884年由李鸿章推荐被任为浙江省的一个道台。后来，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0—1894）。在李鸿章幕府期间，他充当李鸿章国家时事问题方面的谋士。他在外交代表制问题上的见解促使朝廷在1875年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当时他说，有必要在科举考试中创设一项专与外事有关的科目，以鼓励才智之士学习外事。他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外国人的欺骗，因为中国缺乏国际法知识和近代外交知识。[30]他的许多观点被吸收入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中；1881年他为近代中国海军拟订了一套章程；也正是在他建议下，1882年中国军队在汉城兵变后被派赴朝鲜。[31]起初，薛福成曾认为郭嵩焘的改革思想太激进，但是当他1890年成为中国驻英公使后，亲眼看到了郭嵩焘所谈过的情况，他的观点也就大体与郭嵩焘的观点相一致了。[32]他认为，议会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使用机器创造财富和供养人民是欧洲既富且强的原因。[33]

三谋士中，薛福成入幕最晚，也最讲实际。由于和西方人的接触——冯桂芬在上海，郭嵩焘和薛福成在欧洲——这三个人都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将他们的思想传给了李鸿章。即使在他们离开李鸿章的幕府之后，他们也都还继续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在其长期仕宦生涯中，李鸿章是主和论的鼓吹者，也是洋务派的首领之一；他赞同外交代表制，支持培养中国人学习外文和科学，有好几次他公开表示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使之包容西学，以便吸引那些聪慧才智之士学习这些学科。由于冯桂芬和李鸿章订交较早，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可能也最大，而郭嵩焘和薛福成则无疑丰富了李鸿章的思想，支持了他的见解，同时，郭、薛二人也是李鸿章西学知识的来源。

李鸿章以其幕府和其职权为工具培养人学习西方技术。他不允许部将坐吃老本，而是鼓励他们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他批评程学启和郭松林“坚僻自是，不肯求教”，而赞扬刘铭传希求上进，希望淮军驻上海期间（1862—1864）刘铭传能“资取洋人长技”[34]。这种政策给李鸿章带来了好处，也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因为他的几位部将最终官至高位并积极投身于兴办洋务企业之中。在李鸿章的扶掖下，早年曾从事走私勾当的刘铭传从一个安徽地方团练首领起家，最后成了淮军名将，之后，作为首任台湾巡抚（1885—1891），他又圆满地整顿了该岛的军事防务、用人行政及税收机构，还建立了学校，铺筑了街道，架设了电线，引进了西式邮政制度，延长了原设电报线路，铺设了台湾和福州间的海底电缆，修筑了中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长62英里）。[35]

关于李鸿章的其他部将。张树声，他曾经是合肥一个团练首领，李鸿章淮军宿将之一，官至总督。刘秉璋，安徽人，1860年中进士、选翰林，淮军初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也官至总督。[36]丁寿昌，合肥人，李鸿章老友，捻军覆亡后一个时期内为铭军部将，1870年代成为天津兵备道。1877年底，有一个委员会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为开平矿务局的建立制订章程，丁寿昌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