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5/6页）

“在下才疏学浅，怎堪任用？”贾评果然是机智绝伦、临危不乱，他一脚把球儿踢回去，“老成练达，孰如李参军？应酬中节，不辱使命，孰如王机宜？出生入死，履险如夷，孰如范阁学？依在下看来，这番出使，还得他们三位联袂前去，才是千妥万当。”

王麟正想推辞，忽然听到童贯“嘿……嘿”地冷笑了几声，吓得他不敢则声。会议顿时落入沉默的深渊。

停顿了好半天，众人才听到刘鞈用不平常的颤声说：“此行关系辽局成败，十分重要。刘某要想破格推举一个人……”

“刘参谋莫非要推举马子充？”赵良嗣抢着他的话头接下去，“子充虽然年轻，这几年出使金朝，折冲之间，深合机宜，真可当得‘智深勇沉，胆略过人’的考语。愚见这番劝谕辽廷君臣，非得子充前去，不能成功。”

“赵龙图的话，与鄙见若合符契。”刘鞈的紧张情绪骤然消失了，他频频向赵良嗣点头，表示感谢他支持自己，“愚与子充父子多年深交，极知子充胆识非常，心雄万夫。此行只有让他去最为合适。”

不管谁是首席幕僚，刘鞈、赵良嗣在童贯的智囊团中仍拥有最高发言权。既然他俩的意见相同，其余的人也跟着活跃起来，一致表示他们与赵、刘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怕事情发生变卦，彼此又补充了马子充还有机警绝人、擅长言辞、敢于面折、熟悉虏情等无可怀疑的优点。由于把球儿踢回给李宗振，顺便把他的老搭档王麟也拉进去做陪客的贾评，心中不无歉意，他慷慨激昂地补过道：“子充此行，如不成功，俺贾某甘愿责下军令状，与子充同受责罚，誓不后悔。”等等。

于是最后的结论出来了：使辽人选，非马子充莫属。

轮到童贯结束这场会议时，他也点头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本使最初想到的也是这个马子充，只是想把这场富贵留给诸公，其奈诸公不领此情何？”他忽然用了一种非常尖刻的语气讽刺幕僚，表示他洞察一切，不会受到僚属们的蒙蔽（即使他们是他的亲信），这是一个自以为精明的大僚时刻不忘记要做的事情，“诸公平日与子充情意未孚，议论多有枘凿，不想今日公而忘私，如此推许他，看来也只好让他去燕京走一遭了。只是他将来成得大功回来，名利双收，诸公看了，休得眼红。”

然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叮嘱今天会议的内容，千万不要让“摩睺罗”知道。

“蔡副使昨日新纳宠姬，醇酒妇人，还忙不过来，”他轻蔑地说，“不必用这种军中的机密事去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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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说话中带着一根令人难以咽下去的骨刺，但是大家既然齐心协力地把这场祸水推开去了，管他咽得下、咽不下这根骨刺，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会场。只有刘鞈一个人的心情反而十分沉重起来。

原来今天刘鞈在会议中，起先打算推举的出使人选，并不是如他后来点头承认的马扩，而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名的儿子子羽。刘鞈之所以有勇气敢于排除一切顾虑，打破常规，把儿子的名字提出来，因为有双重理由支持他：对公来说，遣使谕降，确是当前的要着，需要一个能够胜任的人选去充当使臣；对私来说，子羽参军以来，只在参谋处当一名无足轻重的掌书记，办些例行公事，还没有机会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目前战场上既无用武之地，让他出使一行，正是他探虎穴、取虎子，为自己造成脱颖而出的唯一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恰巧落在他的脚下，白白错过了，岂非十分可惜？

可是他毕竟提得太轻率了，话一说出口，他的勇气就骤然消失。眼前这幅图景实在太可怖了，谁要出使去，谁就可能遭遇赵、张两个遭遇的命运。内举不避亲，固然为《春秋》所美，把儿子推上死路去，却也是大乖人情的。他想推荐儿子出去大显身手，这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而推荐儿子走上死路，倒是十拿九稳。律以天理人性、圣人的教训，都是煞费踌躇的事情。他好像一个“客气”用事的战士，乍听得战争的号角声，没有多考虑一下，立刻就披坚执锐，冲上第一线。可是一看到剧烈的战斗和一批批倒下来的战死者，他忽然害怕了，畏缩了，发起抖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多谢赵良嗣忽然提出了马子充的名字，替他解了围。

他承认，从担负这项任务的任何条件来说，马扩都比他儿子强。他对这两个青年人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可以做出十分公平、正确的判断来。他后来同意马扩，推荐马扩，从公事的立场来说完全可以心安理得。

可是“良心”呢？对于他，除了公事，还有一个反躬自问的良心问题。

他想起圣人之训。他明明想推荐儿子，临时又产生了恐怖心，反而硬说他想推荐的就是马扩。这首先就犯了“欺人”的罪名，把可能要压到自己儿子头上来的杀身之祸，转嫁到马扩身上去，这又大有悖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还有他与马氏父子素来熟识，彼此很有交情，当年在静塞古堡和羌人谈判后，他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而升至微猷阁待制的显要地位，这一大半是靠马政的功劳。人之父有德于己，而推祸及其子，“以怨报德”，又是圣人所深戒的。一举而有三失，显然违背了他平日自持的道德标准，使他十分内疚起来。

道德家用道德来炫惑别人，好像魔术家用魔术来炫惑观众一样，他虽然要求别人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自己的内心中却十分明白那是虚伪的。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人的行为，但绝不能约束道德家本人的行为。这在业余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专业的道德家则尤其是这样。

要替刘鞈说句公道话，在专业的道德家中间他确是个例外的人物。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道德来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自己，两者都没有自觉。当他对别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时，确信自己也可以做到，当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认为别人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个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这类纯粹属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上感到内疚的痛苦，感到所谓“良心”上的不安。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

怀着这颗内疚的心，他回到参谋处，就把儿子找来，详细地告诉他会议的结果（只是隐瞒了他最初要把儿子推荐上去的心理活动），要他立刻去转告马扩，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如果马扩对于这项使命没有异议，那么八面摆平，皆大欢喜，谁也不必替谁负责。如果马扩不愿出使，那么他在事前已经通知过他，使他赢得时间，可以在宣抚使面前托词婉辞这个差事。而他自己也可借此弥缝心里的内疚，减轻精神负担，偿付这笔道德上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