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第2/7页）

直到晋代，才出现了秀才对策制度。这一制度著之于《晋令》。《北堂书钞》卷七九：

《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关于秀才察举的《晋令》，《北堂书钞》还录有其他两条，后面在有关之处将予以引证。看来晋廷曾经对秀才察举制度专门做过一次改革，并以令之形式使之固定下来了。

《晋书》所记西晋秀才之对策者，有纪瞻、华谭二人。《纪瞻传》：“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查同书《陆机传》，陆机太康末入洛，其任尚书郎则在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之后，赵王司马伦辅政之前，其时约为惠帝永熙之后、永康之前。则陆机以尚书郎策试纪瞻，即当在此期间。又《华谭传》：“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查同书《刘颂传》，刘颂为廷尉，“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濬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又《王濬传》：“太康六年卒”。刘颂在平吴后因检校诸将争功事失廷尉之官；而华谭以秀才对策为廷尉刘颂所叹赏，亦可推测在太康前期。这是岁举秀才对策见于史籍之最早一例。

察举制度在发展中渐重考试，乃是一历史趋势。汉代察举之岁科以秀才、孝廉最为重要。孝廉科于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始行家法、笺奏之试；至西晋太康年间，秀才一科也采用对策考试之法了。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司马伦篡位，“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同书《王接传》：“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可知正常情况之下，秀才是必须策试的。

从制度渊源看，秀才对策当然是来源于贤良对策制度。就《纪瞻传》、《华谭传》所载之策试内容看，有文德武功问题，法令教化问题，贡士举贤问题，经义礼制问题，绥抚吴蜀问题等等，仍以“陈政”为中心内容。《晋书·王接传》载，王接举秀才，或劝其不应，他说：“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可见，秀才对策原可以“极陈所见”，为进言之一途径。

贤良科盛于两汉，至曹魏已不甚重要。西晋时一度重要，但所取人数有限；而秀才自此却成了主要的以对策取人之途了。直到唐初，秀才科才被进士科取代。秀才科初行对策之时，虽仍然兼有以此“求言”之意图，但发展中却日重文辞，成了一种按文辞高下取人的科目了。以文辞考试取士，初始于东汉灵帝。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又令于盛化门加以考试，“差次录第”，授以官职。但这仅为一时之制，且为其时之士人所不齿。而晋代以下之秀才对策，与中古文学之繁荣正相合拍，乃是文士瞩目的显示文采之机会。汉代察举之考试，有贤良之对策、孝廉之试经术、试笺奏三种形式，曹魏时中止了孝廉笺奏之试。晋代以降，又形成了孝廉射策试经术、秀才对策试文辞的二科并立之格局。对这一演变过程，后面还要加以叙述。

三、察举考试之等第和任用

下面讨论西晋秀才、贤良、孝廉之考试任用情况。

依前引之《晋令》，秀才对策须“五策皆通”，“一策不通，不得选”。对策之策数为“五策”，自此遂成经制。又等第的确定，不是依所“通”之策的多少，而是在五策皆通的前提下，才依内容高下而确定的。由“一策不通，不得选”的规定，知考试有制度化的黜落之法。汉代贤良对策，大致没有黜落，对策之数也未见定制。西晋之秀才对策，比较起来已更为程式化了。

据《晋书·华谭传》，秀才华谭所对正为五策；而同书《纪瞻传》记其以秀才对策六策，较《晋令》之规定多一策。又，贤良对策之制或同于秀才，然《晋书·阮种传》记其以贤良对六策；同书《郤诜传》记其以贤良对三策，疑有二策未录。是对策之多少，时或有所变通。

西晋之贤良，我就史传大略考得16例。其中10人不行不就，余6人均有对策之事。王康策在上第，任用不明；索靖策在高第，拜驸马都尉。其余数人之等第任官的记载，颇有矛盾牴牾之处。《晋书·阮种传》：“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三人既然俱居上第，任官似应相同，皆为尚书郎。但同书《郤诜传》记曰：“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又《太平御览》卷四一二引王隐《晋书》：“郤诜对策上第，拜朝议郎，母忧去职。”是郤诜所拜原为议郎。《郤诜传》记其语有“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知其等第必不低于阮种，然二人授官却不相同。又《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而同书《夏侯湛传》曰：“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二处所记夏侯湛之等第及任官互不相同，未知孰是。上第、下第，郎中、中郎等，极易混淆，这只有再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分析。

秀才一科的任官，《晋令》明确规定“拜为郎中”，这便与汉制有很大不同。汉代孝廉例入郎署为郎中，而秀才以拜县令长者为多。据黄留珠统计，西汉秀才拜县令者占64％，东汉又上升到83.5％。两汉秀才无一例拜为郎中者。(2)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故秀才高于孝廉。曹魏之秀才我考得8例，其中3例不行不就，余5人。其中傅玄及山涛2人，皆除为郎中，见《晋书》本传。是曹魏后期，秀才已有拜为郎中之事。至晋代，秀才拜郎遂著之于《晋令》，成为经制。是秀才之任用，已等同于孝廉，较之汉代，显然有所降格。

《晋书·石勒载记》中有一条颇有价值的旁证材料：

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

此令约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按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之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特别是“秀异”科亦行策试，同于西晋而异于汉魏。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为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