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族化（第2/9页）

汉代太学虽然兴盛，并且依制度有课试擢第拜官之法，但史传明记为由学校射策出仕者，在西汉不过兒宽、终军、萧望之、匡衡、何武(以上分见《汉书》各人本传)及褚少孙(见《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数人而已。东汉近二百年中太学生可考者百余人，竟然没有一人是直接以太学射策入仕的。他们大约是在结业后去转应州郡公府的察举征辟。魏晋之时，太学有试经拜郎署运之制，但由此入仕之可考者，不过一二人而已。由此加以比较，南朝齐、梁之时以学校考试入仕之可考者，不仅远过魏晋，而且超过学校繁荣的西汉与东汉。这足以证明，齐、梁时学校试经入仕制度，在当时的选官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察举与学校入仕，在采用知识考试选官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魏晋察举趋衰，学校也正趋于衰微；南朝察举有复兴之势，而学校亦有复兴之势。在表10—1所示的察举指数中，梁代之指数有所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宋代国学生可考者仅2人，齐增至22人，梁代学生及学外得预明经策试者更达38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梁代察举指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而是具有相同倾向性的学校入仕制度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因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士人步入此途所至。结合各方面材料，可以认为察举与学校入仕，都处于复兴之中。

二、察举学校入仕之途的士族化

南朝察举与学校制度的复兴，给选官格局带来的变化是复杂的。在曹魏与西晋时期，以秀孝察举出仕者，有相当一部分为普通士人、二三流士族与下级官僚子弟，以及蜀吴“亡国之余”，较为广泛地包括了各个阶层、各种身份之人士。国子学虽面向贵胄，但并不为贵胄看重，太学则主要是容纳了普通士人。但在南朝，情况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察举学校入仕之途复兴之时，未能保持其取士的广泛性这一特点。这就是说，南朝门阀士族开始大量步入察举学校之途了。

刘宋之孝廉，我大略考得12例，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出自士族，且多以孝行被举，因入《孝义传》而留名。见于《宋书·孝义传》的，如郭世道、郭原平、郭伯林、郭灵馥祖孙4人及潘综、吴逵等；见于《南史·孝义传》的，还有秦绵。吴逵、潘综被举时，太守王韶之发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便足以显应明扬，允将符旨。”由此知孝廉之举重孝行，宋廷曾有明令定制。《宋书·孝义传》附沈约论曰：“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士族多不能或不屑修身励行以求进，此或亦孝廉之举“多发沟畎之中”的原因。

又《宋书·袁粲传》：“(大明)三年，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丁彖文似非士族，袁粲之免官，在于纳货而不在举寒人。看来刘宋时孝廉之举，习惯性身份限制仍不甚严格。齐、梁、陈三代，孝廉之记载日益减少。齐有广陵高爽、会稽孔琇之，梁有吴兴沈文阿，陈有张乾，4人而已。后3人为吴地士族；而侨姓士族，无一人被孝廉举。看来在南朝，此科之地位并不甚高。

但秀才一科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自刘宋始，步入秀才一科者大多数都已是出于士族，许多还是东晋以来的一流高门。齐、梁、陈更是如此。如琅邪王氏，有王延之、王粲之、王微、王融、王僧佑、王汎、王琳、王规、王褒、王固10人得举(不应举者在内)；吴郡陆氏，得举者亦有陆慧晓、陆厥、陆倕、陆云公、陆琼、陆从典、陆琰、陆瑜、陆玠、陆琛10人。又如吴郡顾氏，有顾练、顾法秀、顾愿、顾宪、顾暠之、顾协、顾则心7人；沛国相刘氏，有刘 、刘璲、刘琎、刘显、刘臻5人；吴郡张氏，有张融、张绪、张率、张嵊4人；会稽山阴孔氏，有孔 、孔稚珪、孔休源、孔奂4人；陈郡袁氏，袁濯、袁彖、袁3人；彭城刘氏，有刘延孙、刘潜2人；庐江何氏，有何偃、何炯2人；吴兴武康沈氏，有沈演之、沈冲2人；吴兴乌程丘氏，有丘鞠、丘迟2人；新野庾氏，有庾之、庾荜2人；济阳考城江氏，有江淹、江革2人；兰陵萧氏，有萧琛、萧恺2人；高阳新城许氏，有许懋、许善心2人；南阳涅刘氏，有刘之遴、刘之亨2人。此外又如陈郡长平殷朗，清河东武城崔僧护，平原刘善明，高平金乡檀超，颍川颍阴荀万秋，河东闻喜裴邃，颍川长社钟嵘、平昌安丘伏挺，汝南安城周舍，会稽余姚虞寄，琅邪阳都诸葛璩等等。

南朝秀才我大略考得87人，其中绝大多数出于一二流士族。五朝冠冕琅邪王氏，在两晋秀才之68例中仅有王珉一人得举，且不屈就；在南朝则多达10人，一姓就占了总数的六七分之一，名列前茅。吴郡陆氏，被举秀才者亦达10人，同于琅邪王氏。其次如吴郡顾氏、沛国刘氏、吴郡张氏、会稽孔氏等，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士族。

南朝有些秀才是以高隐之行被举的。见于《宋书·隐逸传》的如刘凝之、龚祈、翟法赐、郭希林、朱百年，见于《南齐书·高逸传》的有明僧绍、臧荣绪、宗测，见于《梁书·处士传》的有诸葛璩，《南史·隐逸传》还记有僧岩。其中有些人并非出自门阀。南朝时期，正如孝廉科以经术为主又兼重孝行一样，秀才科以文才为主又兼及高隐。一些隐士家族，经常得到秀才察举。如武陵之龚玄之、龚元寿，南阳之宗炳、宗 之，东晋时即以高隐被举，入《晋书·隐逸传》。南朝又分别有龚祈、宗测以高隐被举。武陵龚氏并非高门；南阳叶宗氏，据《宋书·宗越传》是“南阳次门”，后遭“条次氏族”，黜为役门。他们之举秀才，主要的不是由于门第，而是崇尚高隐之风。

同样，南朝国子学入仕之途，也几乎为士族权贵独占。西晋时代，国子学只取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兴复国子学，据《宋书·礼志》所载，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二千石郡守国相在官品第五，是其身份限制同于西晋。南朝自宋武帝永初中下诏兴学始，君主兴学之诏，大抵皆以“博延胄子”为称。据《南齐书·礼志》，齐高帝建元四年兴学，其入学资格是这样规定的：“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三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又齐武帝永明三年复立国学，规定“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又据《梁书·武帝纪》，梁武帝天监七年建国学后，于天监九年明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