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3/6页）

刘宋之时，孝廉颇有寒庶，流品已杂。很可能就是因此，士族不乐为之；而作史者多为士族立传，故孝廉少得记载。南齐以下国学明经一途渐趋兴盛，孝廉科之地位，遂被明经取代。由之，同是以经术与文辞二科取士，南朝时又由孝廉、秀才之并立，变为明经、秀才并立之局。

《文选》六臣注本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发问语“问秀才高第明经”，李周翰注曰：“高第明经，谓德行高远，明于经国之道，第一者也。”王利器据之而言，“则六朝之明经，与唐有别”(3)；万绳楠则说，“这不是明经书，而是看是否明于经国之道，首先又是看德行是否高远，实际上是计官资以定品格。这种秀才，多半不学无术。梁时所谓明经，却真正是明经书”(4)。依二人意见，齐之“明经”是“明于经国之道”，梁之“明经”才是“明经书”。陈东原又据此说秀才、高第、明经为三科，至此“则三科皆策试了”(5)。对之首先我以为，李周翰之语乃是郢书燕说，并不可信。查《南齐书·百官志》齐建元四年选学官，“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又《梁书·贺琛传》：“琛幼，(贺)玚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玚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足见齐时“明经”一词就是明于经术之意，这不但与梁，而且与汉唐并无不同。“问秀才高第明经”译成今语，就是“请问你们这些才学高等、明于经术的秀才们”。“高第”、“明经”在此并非科目之名，“三科同策”于理难通，且策文明题为“策秀才文”，并不涉及其他科目。

秀才对策，原承于贤良方正科“对策陈政”之法，本有“求言”之意。时至南朝，仍偶有因秀才对策进言者。《资治通鉴》宋纪孝武帝大明六年，记秀才顾法(按当从《建康实录》卷十二作“顾法秀”)对策曰：“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刑全，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结果“上觉之，恶其谅也，投策于地”。“谅”在此为肆直无忌之意。胡三省曰：“顾法对策之意，欲帝谨厥身于宫帷衽席之间，则可以化天下。”无怪孝武帝为之动怒了。又《南齐书·刘善明传》：“仍举秀才，宋孝武见其对策强直，甚异之。”刘善明大约亦有所讽喻或辩驳。《艺文类聚》卷五三梁丘迟《答举秀才启》，有“辄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觇察衡阎，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题，谨闻绛阙，恭奏青蒲。”观此答启，似乎当时秀才至少形式上有访民事、询民情，而献其政见于“绛阙”、“青蒲”(6)之上的责任。因对策而进言，其事科举时代亦时或有之。这反映了察举对策之“陈政”传统的影响之长久。

但总的说来，南朝秀才对策，主要重视的是才学文采。《初学记》卷二十梁《仪贤堂监策秀才联句诗》有句云：“雄州试异等，扬廷乃专对，顾学类括羽，奇文若锦缋。”按“顾”字当为“硕”之讹字，“硕学”与“奇文”为对偶，同是秀才对策必备之素质，以及据以擢第之标准。又据《梁书》，顾协举秀才对策，尚书令沈约叹为“江左以来，未有此作”；孔休源举秀才对策，太尉徐孝嗣称为“后生之准”、“王佐之才”；刘之遴举秀才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何逊举秀才对策，“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可见秀才对策，颇为时人瞩目；而时人所关注者，主要是文采的高下优劣了。

汉代孝廉察举以郡吏为主要对象，有“授试以职”之法；秀才一科，亦如赵翼所言，多以现任官吏为察举对象，见《廿二史札记》卷二“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条。被举者或已仕州仕郡，或为朝廷命官。这样，吏能功次就成了察举的重要条件。但随着考试这一环节日益重要，对功能的要求就不能不日轻一日了。被举秀孝者举前是否为吏，是否有吏能功次可称，越来越不重要。刘宋之秀孝我大略统计得52例，举前居职者约18人，其中为州郡大吏者15人，县令1人，参军1人，已仕而举者约占三分之一强。齐代秀孝大略考得24人，举前居职者6人，其中州郡大吏4人，著作佐郎1人，参军1人，已仕而举者约占四分之一强。梁代秀孝大略考得20例，举前者居职者2人，均为州吏，所占比例降至十分之一。陈代秀孝8人，已无一人举前居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长官察举所着眼的，只是文才是否出众、经学是否渊博而已。许多被举秀才者，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像宋之孔稚珪、江淹、任昉，齐之王融、丘迟、钟嵘，梁之王褒、何逊等。这样，举主的责任，实际变成搜罗文士学人以应试了。

据《梁书·武帝纪》，普通七年夏四月有诏曰：“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闻，州年举二人，大郡一人。”至此，又出现了一个以“清吏”为名目的州郡岁举科目。这颇可注意。检阅史传，似未见由此科得举者。但不管“清吏”设科后实际效果如何，其设科之本身，显然是由于秀才、孝廉已无关于吏能功次，甚至不举自州郡属吏，故朝廷才别设此科以资弥缝。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载梁时沈约论选举疏曰：

汉代……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之)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

沈约对察举制度的变化，有敏锐的认识；秀才与孝廉二科察举吏能的“达吏”性质已日益淡化，而变成了一种考试文辞经术的科目了。“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与“以能取人”的旧日宗旨，已大异其趣了。与之同时，既然察举所检验的主要是文化知识，通过考试授与学人文士以入仕资格，那么它与铨选、考课便日益分离开来。汉代察举、铨选、考课界限不甚明晰的情况，逐渐有了改变。

在汉末，察举征辟一度受到了“以名取人”之风的干扰，士林舆论对士人出处形成了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对考试及其等第就不是特别地重视。因为“以名取人”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格，而且对这种人格的评价是由士林舆论给予的；同时考试只是王朝对被举至朝廷者的一种辅助性检验，而且检验的只是一项具体的知识技术——经术或文法。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以名士资格与门第高下确定任官资格，集中地体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当然得“名”的标准又有了很大变化)，而察举制则相对地保持了较多的择优性质。时至南朝，秀才、明经虽然表现了优遇士族的色彩，同时检验标准集中于文辞经术的考试之上，却又构成了对“以名取人”的否定。因为，考试不是以举前的名望，而是以考试的成绩来擢第取人的。因此我们不妨说，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之途，实际上是“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