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6/7页）
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靖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晋武帝所问，是一敏感而重大的问题；而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华谭，所对亦极精明机警。这次对策与政治的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
南北朝之秀才对策，则已大为不同，连君主问策，亦“浮言”满篇了。兹录《文选》卷三六《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之第一问以供参考：
问秀才高第明经：朕闻神灵文思之君，聪明圣德之后，体道而不居，见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顺风之请，华封致乘云之拜。或扬旌求士，或设 待贤，用能敷化一时，余烈千古。朕夤奏天命，恭惟永图，审听高居，载怀祗惧。虽言事必史，而象阙未箴。寤寐嘉猷，延伫忠实。子大夫选名升学，利用宾王，懋陈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盐梅之和，属有望焉。
其文骈四俪六，典雅精巧。君主所问如此，秀才之对，自然也近乎此类了。又《北齐书·樊逊传》载有其举秀才所对之五策，兹录其第四策以供参考：
又问刑罚宽猛。逊对曰：
臣闻惟王建国，刑以助礼，犹寒暑之赞阴阳，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叶，法令稍滋。秦篆无以穷书，楚竹不能尽载。有司因此，开以二门，高下在心，寒热随意。《周官》三典，弃之若吹毛：《汉律》九章，违之如覆手。遂使长平狱气，得酒而后消；东海孝妇，因灾而方雪。诏书挂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门，无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见德；而议者守迷，不寻其本。钟繇、王朗追怨张苍，祖纳、梅陶共尤文帝。便谓化尸起偃，在复肉刑；致治兴邦，无关周礼。伏惟陛下昧旦坐朝，留心政术，明罚以纠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盖，已绝东南；白车素马，将降轵道。若复峻典深文，臣实未悟。何则?人肖天地，俱禀阴阳，安则愿存，扰则图死。故王者之治，务先礼乐，如有未从，刑书乃用。宽猛兼设，水火俱陈，未有专任商、韩而能长久。昔秦归士会，晋盗来奔；舜举皋陶，不仁自远，但令释之、定国迭作理官，龚遂、文翁继为郡守，科间律令，一此宪章，欣闻汲黯之言，泣断昭平之罪，则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兽含牙，苍鹰垂翅，楚王钱府，不复须封，汉狱冤囚，自然蒙理。后服之徒，既承风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咏仁。号以成康，何难之有。
五百余字一段对策，不过说了一个“刑以助礼”的道理，却几乎句句用典，极雕琢藻饰之能事，策题虽关乎政务，答策则全在显示文采。无论主考者还是应试人，显然都不是把它作为政论来看待的。
知识群体的动态，一直是影响王朝选官的重要因素。中古士族政治形成之后，王朝不得不保障其入仕特权。而士族的素质和兴趣在于文学，王朝也就无法绳之以吏事，所以秀才对策便不能不为文学之风所浸染。后来门第限制虽已打破，然而士风已成积习，秀才科重文采的传统，已有不可移易之势。
在周隋之军功官僚集团看来，文学不仅与其素质不合，而且与其关注的吏治成功与吏能选拔无关。在士族政治已成过去之时，统治者认为没有必要屈从旧例。在西魏宇文泰时，就已下令禁止文辞浮华了。但基于托古改制方针，他用以对抗浮华的，却是《尚书》那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不伦不类，反成笑柄。隋初君主继续厉禁文辞浮华。《隋书·文学传序》：“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这不仅仅是文风问题。《隋书·李谔传》记其于隋文帝时因“属文之家，体尚轻薄”而上书，指出魏晋江左“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途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时至隋代其弊未革，“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进一步说，汉末尊名士，两晋重玄言，南北朝尚文章，这影响于王朝选官，便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品行与文化成就标准，与行政文官规范的冲突，所谓“构无用以为用也”。
《隋书·柳庄传》记苏威之语：
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可知周隋统治者，已深深意识到“学业”与“世务”的脱节。在南朝士族政治下，“有学业者”为雅士，多出士族显贵；“习时务者”为俗吏，多出恩幸吏门。周隋官僚政治的代表者，在未能找到使“学业”与“世务”协调起来的更好办法之前，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反士族风尚而行之，舍“学业”而独取“时务”，抑制“以文取人”，而回到汉代“以能取人”的旧例上去，以确保军政任务的完成。
在吏能与经术的关系上，也存在着同样问题。《周书·儒林传》“史臣曰”：
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于弊衣箪食。
又《隋书·儒林传序》：
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
可见，那种徒能章句的“腐儒”一流，也处于沉沦之中。其原因，则在于王朝“先法令而后经术”、“咸取士于刀笔”，而轻视那种单纯学术性的儒术。当然儒术已为“君人之大道”，王朝在“尊儒重道”上往往还能够做出努力，而且制礼作乐及文化教育的任务，也还要依靠儒生完成，但即使如此，大多数儒生仍处于“弊衣箪食”的境地。按汉代儒生文吏并用，一取其“轨德立化”，一取其“优事理乱”，言德政教化则称举经术，言政事吏能则依倚文法。魏晋以来士族兴起，玄谈成风，强调经术反而意味着强调官僚政治了。而周隋间又有所变化，王朝不仅弃玄谈、抑文学，甚至还有轻儒术而入于文法之倾向。事情往往如此：“矫枉”不能不“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