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7/9页）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年在罗兹定居。在1940年时，他差不多已经60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800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条件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2000卡路里的热量。

从他的这些饥肠辘辘的民众身上，兰科斯基不仅热衷于获得顺从和尊敬，还有爱戴——正是在这方面，现代的独裁区别于古代的独裁。只要他稍稍表示可以换得一条面包的四分之一，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表现出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他常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穿过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车两旁挤满了乞丐和神职申请人。他有一件堂皇的披风，并让自己围绕在一群谄谀之辈和心腹亲信之中。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颂歌，歌颂“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以及他在隔离区的领导带来的和平和秩序。他要求邪恶学校里的孩子们写歌颂“我们敬爱和天佑的主席”的作文，尽管这些孩子每天都受到瘟疫、营养不良和德国人的袭击摧残。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表面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强行贯彻他制定的方针政策——600名手持棍棒的警卫，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他进行过许多演讲，我们仍旧保留着其中的一些片断。而他的演讲风格确定无疑——采取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的演讲技术，煽动性的口号，与群众虚伪的对话，靠镇压和喝彩来营造人们的承认。他的这种模仿可能是故意为之，也可能是对当时主宰欧洲的“必然英雄”——正如邓南遮（D’ Annunzio）所歌颂的——对这些“榜样”的下意识的认同。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态度来自于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但他的形象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兰科斯基不仅是一个叛徒和同谋者，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其他人信服外，他应该也曾逐步说服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他的人民的救星。至少有时，他必定也曾希望为他的人民谋求幸福。欲求善名，必先善事，哪怕对于一个腐朽的总督来说，感到自己的善也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矛盾的是，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因为，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人是一种混合生物。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越受到压力的影响，就会变得越复杂——在这点上，他逃脱了我们的审判，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会乱转一样。

尽管他不断受到德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但兰科斯基很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主子，而不是奴才。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当盖世太保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抓走他的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不惜让自己遭受德国人的嘲讽和侮辱——他知道如何体面地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另一些时候，当德国人不断从罗兹压榨出越来越多的布料，并从他的手里带走越来越多没有价值的人口（孩子、老人和病人，送去特雷布林卡，后来改为奥斯维辛）时，他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而对于他的子民，他则急于通过极端严酷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苗头（就像其他犹太人隔离区一样，在罗兹隔离区里存在着政治抵抗的英勇的核心力量，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纳粹派或共产党人），但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德国人的奴颜婢膝，而是将这些反抗者视为叛逆，由于“皇室人员”所遭受的暴力反抗而发泄怒气。

1944年9月，随着苏联前线的日渐逼近，纳粹开始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anus mundi”，德国世界的排泄系统。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早已被榨光，所以几乎立刻被全部屠杀了。大约有1000人留在隔离区内，负责拆除工厂设施并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很快被苏联红军解放。多亏他们才让我们拥有了记录在本书中的这些信息。

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最终下场有两种说法，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根据第一种说法，在纳粹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过程中，他试图阻止将他的兄弟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不想与兄弟分离。据说，一个德国军官建议他应该和他的兄弟一起自愿离开，而他则接受了这个建议。另一种说法则相反，汉斯·比博（Hans Biebow），另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曾尝试营救兰科斯基。这个声誉不佳的德国实业家是负责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隔离区唯一的承包商。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罗兹的纺织工厂是为军方服务的。比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对他而言，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要施加惩罚和痛苦，这样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他的合同赚钱，而这些合同是否合法则无关紧要。隔离区内的折磨触动了他，但仅仅是间接的。他想让这些奴工去工作，所以他不想他们因饥饿而死——但他的道德到此为止。事实上，他是隔离区真正的主人，而他和兰科斯基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这往往也会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友谊。比博，这只玩世不恭的小走狗不会认真对待种族魔鬼学，他只希望永远取消拆除隔离区的计划，因为隔离区对他来说是一项好生意，而他还要依赖兰科斯基的同谋关系，所以需要避免他被投入集中营。在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要比一个理论家客观得多。但党卫军的理论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更强大。他们是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摆脱隔离区，也要摆脱兰科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