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7/8页）

对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声，但实际上这些回声都来自于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于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从未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她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她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有一次，海蒂的父亲刚刚回家不久，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移民”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却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情况对我们是不同的，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们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邂逅，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简·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 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钒”的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才气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决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出版于德国。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由它们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活在奥斯维辛》，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