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帮阴谋（第7/8页）

4月6日上午，军阀张作霖手下的500名士兵在北京的警察和密探的配合下袭击了苏联使馆，攻进了使馆大院。后来得知，这次袭击事先得到了外国领事团的许可。使馆里的苏联工作人员匆忙焚烧各种文件资料，但火被扑灭，文件资料也被掠走。此外，还有20名躲在使馆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遭受了一番酷刑之后，这位年仅38岁的图书馆馆长被判处绞刑，以便警示其他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对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示“愤怒”和“遗憾”，称这又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外国军官在苏联使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4月11日，英国和日本军队袭击了公共租界内的“左”派居所，还冒险越过界线，逮捕住在附近的“左”派人士。这些人被他们交给了蒋介石在上海郊外设立的军事法庭，这些人随后被执行死刑。

4月12日凌晨4点，从蒋介石位于祁齐路的总部里传出了军号声，他那艘停靠在外滩的炮舰也鸣起汽笛与之遥相呼应。刹那间，夜幕中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青帮开始下手了。成群结队、身着便衣的枪手以军号声和汽笛声为号，按照事先的计划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上海全城和黄浦江两岸的共产党据点、工会办公室、私人住宅以及工人居住区。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军中最精良的那部分，即从青帮中招募入校的那些人趁着夜色潜入了上海城，与青帮匪徒们会合后，他们试图攻进一处工会大楼和一座由共产党控制的警察局。他们得到命令，除了胳膊上戴有白色“工”字臂章的人之外，其他携带武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这种白色臂章在前一天专门分发给了青帮枪手们。

看到工会大楼里的“左”派分子组织反击，蒋介石的军队假装站在“左”派一边，允诺出面跟青帮进行调停。工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放下了武器。躲在不远处一座楼里的300名青帮分子从暗处冲了出来，将工人们全部射杀。

共产党的领袖们四散奔逃，只有十几个人逃了出来，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左”派分子被俘，然后被绑在一起拉到大街上就地枪决或砍头。另一些人则被用卡车拉到蒋介石设在龙华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决。白色恐怖开始了。

周恩来躲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这个宋查理曾引以为豪的地方，从3月以来就成了“左”派的总部机构所在地。400名共产党人坚守在这里，与近千名青帮匪徒对峙了数小时。临近中午的时候，大部分守卫者都阵亡了。周恩来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离开了上海，安全抵达了汉口，与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幸存的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会合。

直到将近9个小时之后，上海的机关枪声才停了下来。当天在街头枪战和处决中被杀的大约有400—700人，上海警署公布的数字还要少一些。此外，另外一些在蒋介石的军事基地里被杀害的“左”派分子的数量一直没有透露。随后，刽子手们又转移到其他城市进行类似的非法审讯，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分子逐渐将白色恐怖扩展到了宁波、福州、厦门和汕头，甚至广州。

埃德加·斯诺当时担任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他从1926年的10月便开始做记录。根据他的统计，上海白色恐怖时期死亡的人数在5 000—10 000人之间。

4月13日，仍留在上海的“左”派领导人号召在全市范围内举行罢工，以抗议前一天发生的暴行和屠杀。10万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计划前往蒋介石的总部门前抗议。但还没等他们走到近前，大街两旁的士兵们便用重机枪向他们开火了。游行者们准备逃离时，蒋介石的士兵们又开始用刺刀对他们进行刺杀。许多示威者被士兵们从私人住宅里拖出来，然后拉到大街上用刺刀刺死。遇难者的尸体装了满满8辆卡车，这一次至少有300人被杀害。

作家韩素音对在黑色4月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有大约8 000人被杀。6 000名妇女和未成年少女——都是工人们的家属，被卖进了上海的妓院和工厂。人贩子杜月笙成了住在上海的欧洲妇女们眼里的英雄。蒋介石也对其大加赞美，称他为大上海的中流砥柱。

上海现在已经被蒋介石和青帮控制。几个月后，全国各地一些重要地区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到了4月底，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已经与青帮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自从1922年以来，杜月笙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操纵着蒋介石朝这个方向发展。

同权力打了数十年交道之后，青帮终于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现在的它比中国任何一派力量都更占优势。中国共产党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获得类似的地位。青帮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褐衫党，想当年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得以上台。此时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与之不相上下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派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全国一片惊人的沉默。武汉国民政府只能哀叫着表示抗议。庆龄、毛泽东等39位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