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陶寺发掘（第2/3页）

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

陶寺遗址龙盘

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

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

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

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

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

陶寺遗址陶鼓

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

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

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

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

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

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

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

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

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

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

王巍：是的。

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

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

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

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

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

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

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

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