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9/14页）

在确立苏联对东欧最初的控制方面，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活动依然是关键。在波兰，地下军（AK）坚决拒绝斯大林有关波兰的计划。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那之后，围绕波兰的前途问题，苏联与西方同盟国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丘吉尔指责波兰亲苏政府的权力“靠的是苏联人的刺刀”。他说得绝对正确。雅尔塔会议一结束，“间谍死神”的代表伊万·谢罗夫就从波兰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波共想要除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斯大林批准逮捕了地下军的16名领袖，但命令谢罗夫不要动米柯瓦依契克。尽管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但苏联人拙劣的手段还是适得其反。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苏联人“恶劣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让斯大林特别恼火的是，杜鲁门也与丘吉尔一起抗议逮捕地下军的领袖。在斯大林的公开答复中，他说之所以必须逮捕那些人，是为了“保护红军前线的后方”。逮捕并没有停止。到1945年底，苏联人关押了2万名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这些人在战前是波兰剩下的精英和公务员。

罗马尼亚也令莫斯科头疼。该国的政治精英公开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寻求帮助。总理尼古拉·莱德斯库（Nicolae Radescu）和“历史上的”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从莫斯科返回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了民族民主阵线。他们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发动了推翻莱德斯库的政变，并在1945年2月底把国家带到了内战边缘。斯大林将其最可憎的心腹和在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中臭名昭著的迫害者之一安德烈·维辛斯基派往布加勒斯特，并给米哈伊尔国王下了最后通牒：莱德斯库必须下台，代之以亲苏的政治家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u）。斯大林为此还命令两个师的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附近的阵地。西方列强没有干预，但包括国务院特使伯顿·贝里（Burton Berry）、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考特兰特·范·伦塞勒·斯凯勒（Courtlandt Van Rensselaer Schuyler）在内的美国代表都非常震惊，并和罗马尼亚的精英们一样，开始对苏联的统治感到担忧。由于西方越来越感到不满，斯大林决定不动米哈伊尔国王和“历史上的”两党领袖。

再往南，在巴尔干地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的盟友合作，建立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4～1945年，斯大林认为，成立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邦联这个想法，是在中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着妙手；这样做还可以分散西方列强的注意力，使之不去盯着苏联在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造计划。然而，获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野心太大。具体来说，他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其他成员想要斯大林支持他们对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谋求莫斯科支持其“大南斯拉夫”计划——它将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包括在内。斯大林暂时没有表示不满。1945年1月，他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保加利亚人成立一个二元制国家，“就像奥匈帝国那样”。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从1919年开始就对迪里雅斯特及其周边地区有争议，而在1945年5月，在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中，迪里雅斯特有成为另一个分歧焦点的危险。为了与英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竭力劝说南斯拉夫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南斯拉夫领导层勉强同意，但铁托克制不住自己的挫败感。他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表示，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利益范围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这话在斯大林眼里可是大逆不道。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铁托起了疑心。尽管如此，在1946年围绕德国卫星国和约问题与西方列强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是自始至终维护南斯拉夫对迪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苏俄官员执迷于泛斯拉夫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苏联安全线南翼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斯大林的单边主义行动非常坚决，毫无顾忌。与此同时，他又审时度势，有进有退，避免过早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从而避免殃及其他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特别是，斯大林必须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务与建立一个亲苏的德国之间保持平衡（参见第3章）。另一个目标是将来的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数月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捞取战利品的大好机会。1945年，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扈从国，并认为需要扩张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以防美国取代日本成为那里的主宰。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东北地区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环形安全区的一部分。在5月24日与军队指挥官一起举行的祝捷宴会上，斯大林说“好的外交”有时“比两三个集团军还管用”。斯大林1945年7～8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证明了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雅尔塔协定——杜鲁门对此是承认的——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拥有巨大的优势。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他们施压，催促他们接受苏联作为他们的保护国以对付日本。他对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说，苏联在亚瑟港、中东铁路、萨哈林岛南部和外蒙古的要求，“都是基于巩固我们对付日本的战略阵地的考虑”。

在与国民党讨价还价方面，斯大林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可以利用。在国民党与控制着毗邻外蒙古的中国北方的中共之间，莫斯科是唯一的调解人。苏联人还有一张没太声张的牌：他们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一些地区秘密资助并武装了维吾尔分离主义团体。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可以保证中国的完整以换取大的让步。“至于中共，”斯大林对宋子文博士说，“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想诚实地对待中国和各个盟国。”

国民党领导层坚决抵制，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然而，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与宋子文博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知道，按计划，苏联红军将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进攻中国东北。他们害怕苏联人到时候会把中国东北交给中共。于是，他们就在8月14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初，斯大林似乎是守信用的：中共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中共后来声称斯大林背叛他们、破坏他们的革命战略。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逻辑：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如果苏联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意味着美苏伙伴关系的迅速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