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8/13页）

从1956年夏末开始，波兰就成为苏联集团内部动荡的温床。苏联领导集体虽然刚刚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归于好，但仍然把“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口号视为华约组织终结的开始。在主席团的内部讨论中，成员们使用的是与《真理报》同样的措辞：“[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民族道路这种说法“离间我们”，以便“各个击破”。为了支持忠诚的波兰共产党人，主席团同意从波兰安全机构撤走苏联的克格勃顾问并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但195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还历历在目。

1956年10月19日，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变成了恐慌。当时，它得悉波共在没有与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就准备召开全会，要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取代爱德华·奥哈布（Edward Ochab）做他们的领导人，而前者由于“民族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经被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开除，并从1951年一直关押到1954年。同时，波兰领导层还要求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离开，其中包括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他是波兰裔苏联公民，曾经由斯大林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统治者立即飞往华沙，企图用强硬的言辞和赤裸裸的暴力——出动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迫使哥穆尔卡及其波兰同事屈服。10月20日，克里姆林宫代表团愤怒地回到国内。当天，主席团得出结论：“剩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弗拉基米尔·马林的笔记在此处变得特别地隐晦，但这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决定采取初步措施，出动苏联军队并更换波兰领导层。不过，在罗科索夫斯基被取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资格之后，苏联领导集体也就妥协了。赫鲁晓夫突然建议“宽容”，并承认“鉴于目前的情况，应该放弃武力干涉”。主席团一致赞成。

之所以出现这种意外的变化，主要原因想必是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他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并履行对华约组织的义务。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反应。波兰人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发出呼吁，恳求他们说情并阻止苏联即将开始的入侵。后来，毛泽东在事后声称：“中国共产党明确拒绝了苏联[主张干涉]的建议，并立即派出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想要直接摆明中国的立场。”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波兰危机的责任在于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在会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向赫鲁晓夫转达中方的意见：反对武力干涉。

10月23日，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共产党政权。鉴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苏联领导集体捐弃嫌隙，依照共识采取了行动。不过，以前的政治分歧和私人恩怨并没有完全消除。去斯大林化和新对外政策的倡导者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苏联直接武力干涉匈牙利，因为那会使苏联1955年以来向西方推销自己热爱和平的新形象的努力付诸东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明确表示，目前局面的责任在于这些政策和赫鲁晓夫本人。由于主席团还要继续依照共识采取行动，其内部的不和还不会导致公开的决裂。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甚至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根据这些争论的方向和框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像1953年春季和夏季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一样，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是混乱不堪，这反映出形势以及克里姆林宫政治家们对于个人的和政治的考量的复杂性。10月26日，在主席团中，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还是他暗中的敌人，都同意把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不过，到了10月30日，主席团又主张谈判，并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批准了有关新指导原则的宣言。

长期以来，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该宣言是莫斯科的一个骗人的花招，但历史学家们近来了解到，该宣言是主席团经过复杂的争论的结果。正是在争论中最后才做出放弃在匈牙利动武的决定。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出兵没能起到扑灭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性作用，还造成了大量伤亡。身在布达佩斯的主席团特使米高扬，坚决主张谈判和妥协。另一位特使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只好如此。朱可夫和马林科夫也支持撤军。

在主席团讨论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是受到来自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中国人在10月23日来到莫斯科，本来是要讨论波兰问题，但在克里姆林宫讨论匈牙利革命时他们却管起了闲事。毛泽东一开始并不了解布达佩斯街头的情况。他指示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华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居然建议苏联领导层遵守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等原则。显然，毛觉得此时是个好机会，可以趁调停苏联人与其东欧卫星国关系之际，教训一下苏联人，灭灭他们的“帝国主义”气焰，并提高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受其支持者以及中共意见的影响，赫鲁晓夫建议谈判并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发表宣言。

建议对匈牙利采取放任政策造成了主席团的分裂。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认为苏联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自然意味着苏联可以用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发表了雄辩的讲话，赞成撤军。他说，事态发展的过程说明，“我们与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反苏分子遍布”中欧，所以，宣言只是在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家之间“消除强制命令”的第一步。朱可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马特维·萨布罗夫也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支持撤军。

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不干涉主义的势头被逆转了。当时，主席团通过投票，一致同意命令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做好准备，对匈牙利进行决定性的武力干涉。马特维·萨布罗夫提醒主席团注意，如果对匈牙利进行武力干涉，那将“证明北约是正确的”，这一点他们在昨天已经取得了一致。莫洛托夫冷冷地回击说，“昨天的决议只是个折中方案”。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这样认为——这就推翻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前刚刚说过的话。

有些学者把这种惊人的出尔反尔归因于外部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有报告说匈牙利共产党人遭受了可怕的私刑；哥穆尔卡担心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下一个就会轮到波兰；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在苏联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乌克兰发生了骚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的罢课和示威活动。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下降。不过，所有这些因素和新的情况前一天就已经存在。法英对埃及的宣战不太可能引起赫鲁晓夫立场的转变。例如，在10月28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这样说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埃及挑起事端。我们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不希望苏联被看作侵略国，准备入侵别的国家。然而，在10月31日，对于同样的形势赫鲁晓夫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就会大大助长美、英、法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想先搞掉埃及，然后就是匈牙利。”扭转局面的决定性消息是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声明：他的政府已决定让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