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11/15页）
事后来看，赫鲁晓夫属于一个少有的核乐观主义者。其核边缘政策异常鲁莽并具有攻击性、不计后果和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特点。这位“新面貌”的设计师手段强硬，但他更多是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而且他并不擅长通过外交手段寻求折中的办法。他的信口开河、不够圆滑、粗鲁和心直口快，在交了几次好运之后便开始让他丢脸。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加上他总是在缺乏安全感和过于自信之间摇摆不定，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谈判者。还有，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系统或一贯的核战略。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思维中依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预防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在未来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作为官方的军事原则。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都认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结局取决于大规模的核打击。同时，他们显然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大量削减常规武器的计划。1963年2月7日，马利诺夫斯基在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说，苏联武装力量的所有兵种都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因为可能会发生“不使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例如在越南南部——因为即使“在热核战争中”，也必须“消灭敌人的残余部队并控制被占领的领土”。所以，毫不奇怪，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之后，其继任者们便开始寻求在数量上与北约保持均势。这样的选择需要耗费巨资，并最终导致苏联经济的不堪重负。
赫鲁晓夫对西方的威胁和他在苏联军队中强制推行的在核战争中争取胜利的军事原则，对苏美关系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利用导弹来虚张声势，给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战略分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用了十二年的时间，通过谨慎的外交和耗资巨大的军队建设，才抵达了那个他在1960年5月没能好好利用的、与西方国家谈判的舞台。但是，即使是那么多年的缓和也不可能弥补赫鲁晓夫造成的损失。他在维也纳企图对肯尼迪吹胡子瞪眼的那一幕让美国的几任总统都耿耿于怀。出于类似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周围的任何活动都十分敏感，结果便引发了1970年和1979年的几次小规模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权威们还在利用赫鲁晓夫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军事战略》一书，去证明苏联人确实打算发动并赢得核战争。
本章利用了我与霍普·哈里森合写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核教育》一文。对于哈里森教授允许在本书中使用我们共同发表的部分文字，我深表谢意。
参见Weart，Nuclear Fear。
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1.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新面貌”战略是在1953年。该战略的重点在于利用核手段对苏联的威胁造成威慑，所以才会为了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大规模报复”而在西欧部署各种类型和射程的核武器。1957年底，艾森豪威尔为了减缓“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在西欧引起的震动，宣布把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北约愿意部署它们的国家。参见Bundy，Danger and Survival，245-55；以及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138-39，156-62，and202。
有关核武器稳定效应的学术争论，参见Mearsheimer，“NuclearWeapons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19-46；Gaddis，“Long Peace，”99-142；Gaddis，Gordon，May，and Rosenberg，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关于“遏制”理论的这一缺陷，参见Logevall，“Bernath Lecture，”475-84。
V.B.阿达姆斯基，见于Lebedev，Aadrei Sahharov，31。最近对战略武器竞赛中苏方的描述，见于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另外，关于苏联氢弹工程采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路线，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294-319。
参见Ryabev，ed.，Atomnii Projekt SSSR：Dokumenti i Materiali，vol.2，book1，639-43；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预防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问题致斯大林，1950年9月，手写文件的复印件，Volkogonov Collection，LC。
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的文字记录，Izvestia TsK KPSS 2（1991）：166-70。
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68；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ri，1：45；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G.Goncharov，“Khronologiia，”247；Sakharov，Memoirs，180-81；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24.
Zubok and Smirnov，“Moscow and Nuclear Weapons，”1.14-18.
关于此次试验对国际舆论的巨大影响，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37。另见Weisgall，Operation Crossroads，302-7；York，Advisors，85-86；Hewlett and 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68-82。
G.Goncharov，“Khronologiia，”249.
“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V.马雷舍夫给N.赫鲁晓夫的备忘录，1954年4月1日，RGANI，f.5，op.126，d.126，1.38。
Ibid.，1.39，40，41；另见Zubok and Smirnov，“Moscow and NuclearWeapons，”14-15。物理学家们在把自己的担忧形成书面报告之前，可能与领导层已有过口头沟通，至少是跟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的讲话，参见Pravda，March 13，1954；米高扬的讲话，参见Kommunist（Yerevan），March12，1954。
Pravda，April27，1954.
Volkov and Kolesova，“Soviet Reaction to U.S.Nuclear Policy，”6-9.
S.Khrushchev，Nilc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45；后来有许多纪录片都利用了这部保密影片中的一些片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制作的《科学主管：尤里·В.哈里顿传》；Vlasov，“Desiat'let riadom s Kurchatovym，”42；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07；Heikal，Sphinx and Commissar，129。
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62-67.
Zubok and Pleshakov，“The Soviet Union，”见于Raynolds，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71.
Enola Gay是二战时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那架美军轰炸机的名字。——译者注
“Turnir dlinoi v tri desiatiletiia，”Istoricheskii arkhiv 2（1993）：5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