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7/15页）

美苏峰会的失败引发了对永久关闭东、西德之间边界的担忧。从东德逃往西方的难民越来越多。民主德国国内形势的迅速恶化给了乌布利希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其最后通牒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要么必须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并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况，要么“失去”民主德国。赫鲁晓夫面对的一方面是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因为他看得出来，肯尼迪不准备放弃西柏林。另一方面，要是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又可能招致西方的反措施。赫鲁晓夫并不害怕爆发核战争，但他的确担心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知道，那样的话，严重依赖西德物资供应的东德经济就会崩溃，而苏联为了挽救它的卫星国，将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估计是高达400吨的黄金和至少20亿卢布的贷款。这可是赫鲁晓夫无法接受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别的办法，决定建一堵墙把西柏林围起来。1961年8月13日，柏林变成了一个被分隔开来的城市，建造柏林墙这座永久性建筑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在赫鲁晓夫眼里，柏林墙是个替代性选择，那样就可以不用采取具有挑衅意味的单边行动与乌布利希政权签订条约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西柏林的经济会衰败下去。他还以为，西德在失去自己在东德的防波堤之后，其立场就会从对抗慢慢转为与苏联集团进行谈判和经济合作。与此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在继续维持其核施压政策。为回应吉尔帕特里克的演讲，10月30日，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引爆了强度减半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巨型炸弹。兴高采烈的赫鲁晓夫对党的代表大会说：“当和平的敌人用武力威胁我们的时候，他们必须而且将会受到武力回击。”

若干天前，也就是在9月25日，美国人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的东德边界警卫发生了口角，结果美国人出动了军队。赫鲁晓夫立即下令苏军坦克开往检查站。这些坦克据守在那里，引擎轰鸣，与美军坦克对峙。

最重要的是，尽管苏联人在柏林的行为明显有点鲁莽，尽管苏联人违背了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但赫鲁晓夫却证明了，是他而不是乌布利希在控制着东德。在查理检查站的冲突当中，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现得十分镇定。10月26日，总参情报总局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Georgy Bolshakov）上校——克里姆林宫与肯尼迪家族的联络人，报告说美国总统想要恢复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并在西柏林问题上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赫鲁晓夫从查理检查站撤走了坦克，而美国人也很快做出了回报。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的行为证明了美国人不会为了西柏林而发动战争。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核施压的信心依然非常坚定。1962年初，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的成员：“我们必须进一步施压，要让我们的对手感觉到我们的实力在提高。”他向自己的同事保证，他知道该何时收手。“这场游戏现在仍然值得玩一玩。”

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一大问题在于，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他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忠诚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摇摆不定，一方面想要支持亚、非、拉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另一方面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想与西方达成和解。赫鲁晓夫想让西方“帝国主义”在包括西柏林在内的所有战线上全面退却，但这种期望完全是不现实的。赫鲁晓夫的核威胁无法弥补苏联能力上的缺失。这位主席变得越来越冲动，从而使形势更加恶化。他完全凭自己的判断来决策。实际上，他的同事、外交部、克格勃或者国防部的分析他都听不进去。而他对肯尼迪仍然抱着一种既蔑视又不耐烦的态度。他告诉主席团，就德国问题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也许是“一路货色”。萨哈罗夫回忆说，赫鲁晓夫说：“1960年我们用我们的政策为肯尼迪的当选帮了忙。但是现在，哪怕他的手脚全被捆住，我们也毫不在乎。”看来核边缘政策让赫鲁晓夫用不着在外交事务方面寻找更加复杂而微妙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就在此时，加勒比地区的形势出现了新情况，导致赫鲁晓夫下了一步最危险的棋。1962年5月21日，他决定把核导弹部署到古巴。

古巴飓风

1962年10～11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边缘政策的最后一次运用，而且这一次本来很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导弹万里迢迢运到那么远的地方？人们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冒险与他想在西柏林问题上突破西方的阻力有关。也有人断言，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有助于这位苏联领导人恢复他的镇定。近来的研究将危机的原因追溯到这位苏联领导人容易冲动的个性和越来越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也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姿态，以拯救自己正在走向失败的内外政策。威廉·陶布曼认为，古巴导弹是赫鲁晓夫的“什么也治不好的灵药”。只是在最近才有学者开始承认，保卫古巴，防止美国可能的而且确信会发动的侵略，对赫鲁晓夫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共产主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且想要加快这种胜利的进程，始终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和行为中的两个因素。他的核边缘政策不仅仅是一种要为苏联争取地缘政治优势的策略，也是限制西方帝国主义、推动去殖民化并最终推动共产主义在全球传播的工具。

古巴安全问题是与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国内权威地位的开始动摇联系在一起的。古巴革命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苏联领导层、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当中，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朋友们”。国内对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期待越是高涨，赫鲁晓夫就越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动这些期待的实现。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赫鲁晓夫一直担心美国会在世界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他不无道理地认为，那样他就有责任了”。当赫鲁晓夫听到来自北京的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指责，说他是在讨好帝国主义分子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福尔先科（Aleksandr Fursenko）和蒂莫西·内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证明了这一因素在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并不是只有赫鲁晓夫一个人相信美国迟早会——最有可能是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入侵古巴。苏联和古巴的许多情报评估报告都指出了这种可能。美国现已公开的有关“猫鼬行动”（针对卡斯特罗的古巴的秘密行动）的原始资料表明，赫鲁晓夫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肯尼迪政府中一些很有势力的人的确想要“找到能够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富有想象力的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