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0/14页）

许多护照上注明是“犹太族”的文化精英，仍然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对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可悲的偏离。诗人兼作家达维德·萨莫伊洛夫（David Samoilov）在其1956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俄罗斯苦难的产儿”；它说是要为底层人民服务，但却“用反人类的沙文主义观念、仇恨、怀疑和反人道主义代替了真实而简单的人类理想”。温文尔雅的犹太人深深地融入了苏联社会，以至于他们很少有人还保有自己的种族特性——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宗教特性。

不过，更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苏联的这种认同感逐渐疏远了。较高水平的教育和教养让他们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族群截然不同。他们也体会到现政权的压迫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会再像父辈们在20世纪20、30年代那样，有机会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y）的父母是苏共党员，自己却成为一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的感受时，他说：“难道人们真的以为一个曾经为苏维埃国家贡献过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将军和顶尖的经济管理者的民族，会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最大胆的梦想也只是获得实验室主任的职位？”

许多拥有犹太血统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音乐家、艺术家和演员都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遭过殃，对苏维埃政权以及自己周围的现实几乎不抱什么幻想。这使他们成为文化与政治自由化运动的先锋。在那个年代，做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做一个倡导国际主义、对话和更大宽容的人。1961年，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名为“巴比亚”的诗，触犯了苏联不准提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禁令。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随即为这首诗创作了他的《第十三交响曲》。1962年12月，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批评了斯大林俄罗斯中心论的宣传，并呼吁结束自我孤立于西方文化的状况。爱伦堡和罗姆曾经为追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犹太人的根本，叶夫图申科和肖斯塔科维奇则都是俄罗斯族人，但都憎恶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主义。他们全都宣称自己是“犹太人”，以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遗留下来的恐外症、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

对某些希望换一种活法的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成了他们向往的对象。在1956年10月的战争中，以色列成了苏联媒体猛烈抨击的目标。对苏联有着强烈认同感的犹太人也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但就在数月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却出现在了莫斯科青年联欢节上，并引起了轰动。代表团成员都是参加过最近那场战争的年轻老兵；他们的风度、端庄与无畏，尤其是对生为犹太人的自豪，令人耳目一新。关于联欢节的官方报告则显得十分惊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继续在莫斯科的犹太人中间散发自己带来的材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两天来只拍摄以色列代表团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等。一群没有搞到以色列代表团音乐演出门票的年轻人，挤坏了莫斯科苏维埃剧院前的铸铁围栏，冲进了演出大厅。这些小插曲说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重新产生了好奇和同情。他们中有人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身份产生了兴趣。尽管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风声很紧，但开始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还是逐渐多了起来，他们要回到中东那个自己重新发现的“祖国”。

与这个“犹太人”运动相对的是另一个运动，它突出的是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且拒绝接受革命的遗产。“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伊扎克·布鲁德尼（Itzhak Brudny）认为，“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都在苏联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了研究或教学职位，或者成为重要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期刊的工作人员或固定的撰稿人”。这些人反对毁掉俄罗斯的历史遗迹和教堂；他们对俄罗斯乡村的日渐衰败痛心疾首，因为那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准则与价值观念的宝库。在俄罗斯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反犹主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还引入了生活在西方的白人流亡者的主要的反犹主义观点，尤其是认为革命是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合谋”反对俄罗斯人民的观点。

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精英的崛起，苏联文化、教育甚至科学界的矛盾以及派系斗争也逐渐多了起来。中东的事态发展助长了这些不良的文化倾向。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战胜了阿拉伯联军，这让苏联犹太人充满了自豪，并使他们开始反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社会中的其他民族。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抛弃了自己对苏联的认同并考虑移居国外。

异见运动的兴起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行为加速了去斯大林化这项工程的消亡。赫鲁晓夫在自己对斯大林的仇恨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动员方法的偏好之间举棋不定、反复无常，常常由于自己的信口开河和轻率鲁莽而自乱阵脚。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1961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烦透了赫鲁晓夫。他在国外的旅行和不靠谱的夸夸其谈终于进入到白痴状态。在这种公开的政治氛围中，人们逐渐注意到种种完全缺乏活力、缺乏思想、缺乏目标的迹象。没有思想就没有运动。”

赫鲁晓夫在文化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这为他在官员和有影响力的文化精英中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1962年11月，根据他的指示，《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喜出望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一时以为所有的禁忌都解除了，现在可以自由讨论有关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真相了。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赫鲁晓夫就于12月1日在苏联文化宣传部门的那些倒行逆施的权势人物的怂恿下，出席了一个现代派青年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展览会，并公开指责他们是“堕落分子”和“鸡奸者”，他们的艺术就像是“狗屎”。赫鲁晓夫粗俗的胡言乱语，反映了他个人以及他这一代人对现实主义的古典艺术的偏好。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站到了“俄罗斯”派的一边，加入了这场文化斗争，反对文化领域反斯大林主义的先锋派。在1962年12月和1963年3月的两次苏联知识分子会议上，赫鲁晓夫甚至比先前在1957年的会议上还要信口开河、粗鲁和不宽容。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现代主义的、西化的和自由化的倾向，使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队。赫鲁晓夫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想成为“党的大炮”，就必须停止这种针对自己阵营的“善意的开火”。大部分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不想再做党的“炮手”，但还是相信自己的艺术可以帮助推进“党的二十大的路线”，也就是去斯大林化。他们指望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瓦西里·阿克肖诺夫、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以及其他改革派作家和诗人都成了有组织的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粗野无情的力量都在反对他们。这种觉醒成了苏联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异见运动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