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7/16页）

此次危机给勃列日涅夫上了一门危机管理与国际关系的速成课。原来担心的美国和西德对于苏联入侵的反应没有变成现实，这让他士气大涨。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从西方领导人那里传来的像往常一样有利的信号，意味着苏联在政治上的胜利。它提振了克里姆林宫早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削弱而受到重创的自信心。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显示出的决心，让美国的各位领导人对其在该地区的潜力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维护苏联重大利益的决心。”在他对外交部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这位外交部部长的语气听起来可以说更加乐观：“瞧，同志们，近年来世界上力量的此消彼长是多么明显。不久之前，我们的政治局在采取任何对外政策措施之前，都要反复考虑，左思右想：美国会怎么样？法国会怎么样？这样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当我们觉得，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而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在做了之后才去研究它们的反应。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噪声，新的力量对比让他们再也不敢跟我们对着干了。”大约在同时，作为勃列日涅夫笔杆子之一的亚历山大·鲍文，发现总书记非常自信而放松：“经受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严峻考验之后，勃列日涅夫像是换了个人。”

但是从长远来看，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获得成功的代价却是很高的。捷克人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开始抵制苏联扼杀自由改革的企图；在经过数年的强制“正常化”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才安定下来。“布拉格之春”在苏联西部的非俄罗斯人地区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这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比1956年波匈革命期间还要不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其他文化中心，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来说，此次入侵彻底打消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残存的幻想。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敢于公开抗议，但许多人在思想和道德上都深受折磨。去斯大林化的拥护者与苏维埃体制之间在1956年形成的断层，此时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战后在政治上犯的最大的错误”，鲍文在其日记中写道。那些曾经在布拉格为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的人认为入侵是犯罪。切尔尼亚耶夫想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辞职。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扮演改革派的角色。许多未来的改革者，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尽管有这种负面影响，总书记总算是通过了考验并向其同事证明，他可以顶住压力，保护苏联的安全利益。虽然勃列日涅夫后来愿意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对话，但他要是没有扮演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刑人并为自己捞取资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做要困难得多。1972年，他在苏共全会上说：“如果不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就不会有勃兰特（Willy Brandt），尼克松就不会到莫斯科，就不会有缓和。”

几个月后，中苏冲突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注意。新的军事冲突的阴影在远东浮现出来。在军政领导层当中，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很快便让位于对中国的不理智的挑衅的担忧——这是俄罗斯有关“黄祸”的沙文主义的古老神话的新版本。莫斯科流传着一则笑话——远东的一位苏军司令惊恐万状地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问：“我该怎么办呢？五百万中国人刚刚越过边境投降了！”这个笑话并没有让苏联那些负责远东安全的官员心情有所好转。的确，要是成群结队、赤手空拳的中国老百姓蜂拥而至，越过苏联边境，他们会下令开火吗？为打赢核战争而秣马厉兵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也怀有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心理。对于它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层，他既不信任也不想与他们谈判，于是就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柯西金。但中国的核力量令他很是头疼。后来在1973年5月，据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差不多十年前，关于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精确打击的可能性问题，约翰·肯尼迪也曾试探过赫鲁晓夫，但那位苏联领导人未予理睬。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又想起了那个建议。后来，他几次向美国领导层主动提出，建立联合阵线，以防北京有人破坏和平。

这个想法与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训”中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过，其主要目标却非常实际，那就是让中国人将来不敢在苏联边境挑起事端。在1969年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周一上来就谈到了有关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谣言”。对此，一位当时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认为，它表明中国领导层“对这种可能性非常害怕”。周恩来明确地向苏方示意，中国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对苏联发动战争。莫斯科在此次会谈后又发出了另外一些恐吓的信号，于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学者认为，莫斯科用核威胁来震慑北京的策略奏效了。不过，苏联的威胁也制造了典型的“安全两难”效应：为了对付北方的敌人，毛开始搁置意识形态的限制，试图与美国建交。

把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重要的新情况是与西德新领导层的修好。有些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在斯大林去世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但西欧缓和的关键在于西德。只要康拉德·阿登纳还是总理，波恩政府就会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民主德国。柏林墙大大增加了德国人民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一位苏联高级专家后来回忆说，“欧洲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赫尔辛基进程的起源，根子都在于1961年8月13日欧洲势力范围的二次划分”。西方列强未能阻止柏林的分裂，这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及其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在1966年成了副总理，并于1969年9月当选为总理，其竞选纲领是“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那是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它有望重新开放德意志这两个部分的边境。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幸亏是勃兰特，“一个水晶般诚实、真正热爱和平而且具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的人，他不仅憎恨纳粹主义，而且还在战争期间与之战斗过”。要对“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勃列日涅夫必须克服许多障碍：他对二战的记忆、宣传中西德作为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revanchism）老巢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对于破坏民主德国的稳定这种想法，勃列日涅夫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眼里，苏联人民用苏联士兵的鲜血为这个国家做出过牺牲。他还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棘手的关系，因为后者对莫斯科与波恩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极为怀疑，而且有办法刺探并把它们搅黄。在克里姆林宫的集体记忆中，1964年的“阿朱别依事件”还历历在目。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据说是酒喝多了，便以牺牲乌布利希为代价主动向西德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易。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在事关民主德国时都非常谨慎，因而忽视了波恩发生的充满希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