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7/18页）

苏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可怕的导弹，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据某些权威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仍然受古巴导弹综合征，也就是1962年危机后的不体面的撤离的困扰。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看法，一些地理上的因素也对美国有利。苏联军方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靠近苏联边界的北约基地上的美军的威胁，还有英、法核力量的威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部署一些导弹和常规力量来对付中国。最后，苏联的军工精英们依然感到自己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的质量不如美国。这使得他们更加打定主意，要用数量来弥补这种差距。1994年，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前助手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一种令人释然的逻辑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造出那么多的“重型”导弹，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我们可以造好的东西之一”。从事后来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发展，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所警告的那样，使克里姆林宫占据战略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可以使之失去抵抗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美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于扩充导弹力量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与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以及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有过正面冲突。他信奉“以实力促和谈”，不明白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军为什么会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被视为威胁。值得重复的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当时想在不受要挟的情况下谈判，就像赫鲁晓夫当初那样。他仍然认为军控机制和各项协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以成为苏美长期合作的基础。他的目标是在下次苏共代表大会之前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可以证实自己先前在1971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和平纲领的价值，并在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中提升自己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想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建立良好关系，以便共同努力，克服通往全面战略武器条约道路上的障碍。在通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之后，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同意于1974年11月底举行会晤，地点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前哨——符拉迪沃斯托克。苏方对于此次战略谈判的指导原则是，获得与北约同等水平的安全保障。这首先意味着要清点一下北约“部署在前沿的”核力量，包括美国在苏联周围的基地上部署的导弹、轰炸机和潜艇，以及英、法的核力量。这些国家拒绝把自己的系统包括在内，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政治局的其他几个强硬派，以及军方的整个领导层，都坚持这个原则。尽管勃列日涅夫对于西方不肯让步很是恼火，但他也认为自己的同事没有像自己那样为谈判竭尽全力。

在1974年10月与勃列日涅夫的一对一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的想法是，让双方的战略力量保持总体上大致相等的水平。鉴于国内对缓和的支持力度的逐渐减弱，国务卿要求勃列日涅夫对他的这个想法保密。否则，他警告说，就会有人向杰克逊参议员通风报信。总书记立即同意将其作为与福特谈判的基础。他的唯一的条件是，美方任何的进一步变动都不得是“全新的提案，或者在原则上有任何不同”。

当勃列日涅夫与福特在1974年11月23～24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的时候，总书记显得有点儿忐忑不安。这位苏联领导人像他第一次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会晤一样，邀请福特和基辛格到他的专列，以建立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关系。为了打破会晤开始时的局促气氛，他用茶和科尼亚克白兰地招待他们。勃列日涅夫谈起了他与尼克松有过的个人协议——“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当福特问道该怎样继续谈判，班子的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时候，总书记兴致勃勃地插话说：“那就要看我们两个了。全世界显然都在看着我们，世界舆论最感兴趣的是怎样确保不发生核大战。”接着，勃列日涅夫摆出了他自己对于核军备竞赛的看法：“我们还没有做到任何真正的限制，而且实际上我们是在进一步刺激军备竞赛。这样做是不对的。将来的科学有可能会让我们拥有我们在今天甚至都无法想象的各种发明，我真不知道我们在强化所谓的安全方面可以走多远。谁知道呢，也许以后的军备竞赛甚至会延伸到外层空间。人民对这一切不知情，否则他们真的会狠狠地教训我们。我们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投入了几十个亿，这几十个亿要是花在人民身上不知道有多好。”

在1985年和1986年，类似的观点作为“新思维”在莫斯科开始为人所知。顺便说一句，为苏联制定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立场的军控专家小组的两位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核裁军的首个综合提案的共同作者。不过，福特此时的回应闪烁其词，都是些套话。这反映出他的缺乏远见。他未经全国选举就成了总统，而且他赦免尼克松为自己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此外，基辛格警告他说，勃列日涅夫头脑中考虑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中国有侵略行为，苏美就共同采取行动。后来，基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和福特没有进一步探讨勃列日涅夫的富有远见的看法。

在专列上的首次谈判后，勃列日涅夫发过一次病；尽管他的医生们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他们建议他推迟谈判。他拒绝了。谈判艰难而且极度紧张。美方的立场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国内对于缓和的支持在下降，国会对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越来越怀疑，还有就是由于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硬态度。结果，基辛格早先的想法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如果苏联人同意把北约部署在前沿的系统排除在协议之外，那美国人就同意不再坚持限制“撒旦”导弹及其核弹头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不在得到批准的政治局的立场范围之内。

当勃列日涅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话给远在八个时区之外的莫斯科的同事时，他们还没有起床。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柯西金同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但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他有波德戈尔内撑腰——拒绝让步。勃列日涅夫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朋友格列奇科的吼叫声大得连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助手们都可以听到。既然争辩无济于事，他建议中止谈判并回到莫斯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格列奇科震惊之下便认输了。经过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作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照的回报，福特也把美国的立场变得缓和了一些，而且还向欧洲的盟友们指出，他将清除掉通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后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