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第7/8页）

至于说到教育，现在不是大讲素质教育吗？我总是感到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没有抓住要点。要点在哪里？培养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应该从小尊重每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从家庭到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在培养乖孩子，迫使人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如此摧残生机，太残忍了。你就是要让他小时候调皮捣蛋，要让他自由自在，敢想敢说敢干；长大了才会敢于挑战一切过时的和错误的东西。一个社会要是让人心惊胆战，说一句话都生怕有人录音，去打秘密报告，“这个家伙怎么怎么样”，那就太可怕、太反动了。你不改正，社会精英就会用脚投票，跑到外国去了。

2.你是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为什么？李泽厚有本《告别革命》，更多否定词，你怎样评价这本书？

袁：我想革命没有什么告别不告别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你告别它，它存在；不告别它，它也存在。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告别呀，拥抱呀，都太感情化了。对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只能够讲这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应该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李泽厚的书有启发人们思考的作用。中国的历史研究太公式化了，提出这个问题，不管同意不同意，你都必须思考它，这样就很好。李泽厚这个人是书生，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发表这个意见，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可以讨论。能启发人们思考的书，不是很好吗？

我想再简单地归纳一下辛亥革命，我讲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的作用不大。正确的地方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所做的工作，唯一的新作用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辛亥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有什么联系没有呢？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法国大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表现在中国辛亥革命乃至后来的十月革命。现在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副作用很大，摧毁掉很多不应该摧毁的东西。法国社会一直到1871年才逐步安定下来。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间太长了。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可能对社会的损失更少。民主、自由、法治思想当然要传播，但很多东西必须水到渠成，通过改革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观念必然会变革。这个改革过程很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传播那些应该传播的东西，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黑暗，为改革指路和开路。

前天不是法治宣传日吗？今年法治宣传日很重要的一条，是从李鹏到其他中央的宣传部门，都强调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中国的宪法是不能司法化的，办案的时候不能引宪法的条文作为根据。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法院，都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宪法理所当然是司法的最重要的依据。你违反宪法了，那就一错百错。现在从中央开始，都讲了宪法很重要，是至高无上的；有些地方法院也开始引用宪法条文办案。既然宪法重要，那你作为一个公民，就要坚决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就要广泛宣扬教育那些官员们。整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是官智开不开。官智开不开的关键，是知道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应该让官员懂得法治首先是治自己的，约束官员不要胡作非为，不要侵犯公民的自由；应该依法行政，做你该做的事，不然老百姓纳税养着你们这班人干什么呢？修路，搞治安，搞好制度环境，一切按法治办事，按法律办事。那样人才就来了，投资也来了，不这样干你这个地方就衰落，经济发展不快。所有的公民不断坚持，身体力行，官员也是公民一部分，他慢慢知道我应该依法办事，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情况就会逐步变化。宪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保障公民的权利，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同一个概念，可以互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言论的权利。

3.你是不是宣扬制度万能论？

袁：我反复讲制度的重要性，一个重要前提是考虑到人的本性。人性是复杂的，他有善良的一面，有社会性方面；但也有破坏性、反社会性，有野蛮方面，有动物性的遗传方面。这两个方面兼有并存。文化的积累、观念的变迁会对人性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积累可以逐步固化为制度约束。

这样说是不是“制度万能”？制度确实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盛衰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制度是逐步进化而来，凭空去设置一个制度相当困难，要不断改进得来——要靠人的观念变化，不断推动它改良、改革乃至于革命。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制度的制约。但怎么运用制度也很重要。没有人那么傻，会认为有了制度以后，就不用主观努力了，那是废话。制度本身还要不断改进，怎么“万能”？为什么梁馆长他们佛山图书馆会那么辛苦不断推出讲座呢？无非希望传播一点好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观念变革应该聚焦于制度层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得理想一点，那样大有好处。制度才是一个根本性的约束。好的制度会使坏人难于做坏事，或者做了坏事以后很容易发现，而多数公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我认为着眼点在这个地方。

4.批评梁启超没有监督袁世凯，当时办报刊那么容易吗？对现在的报刊又怎样看？

袁：他进步党、梁启超自己就办几个刊物。梁启超自己最初办《庸言》，后来办《大中华》。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是在梁启超、进步党（后来叫研究系）影响下的，他还办《解放与改造》。言论自由很重要，是公民权利的基础。那个时候办报刊不难，知识分子待遇也高，言论自由有切实的物质基础。高到什么程度？胡适他们办刊物，十个八个教授每人每个月拿5%的工资出来，就办成了（我们现在找十个教授，一个月不吃饭，也办不成一个刊物，全部工资拿出来也办不起）。此外，客观上办刊物也比较容易，登记一下，找当地公安局去批一下，不用严格审查就办起来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一下子就办起了四五百份报刊（有一说是一千份）。

要相信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人，而且绝大部分知识面比较宽，不是那么愚蠢的人。他会利用很多机会介绍很多有用的知识，包括现代社会管理知识。现在不太欢迎谈什么政治现代化。我们就讲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这个领域全世界是有共同点的。现在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在努力传播这些知识，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努力在传播。里面很多书特别是翻译的书很有用，但是这些翻译的书也有一些是很极端的，因为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它传进来也是多元文化。你怎样选择？现在有什么后现代呀、后殖民呀、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市场经济呀，还有反自由主义等等流派，很多新名堂，要仔细鉴别。联系社会实际认真思考，就会知道哪些对哪些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