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嘉庆：滑落曲线（第2/13页）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练达，但人到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继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但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儿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珅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珅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秉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初显身手

一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太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正月初二，病情转剧，太上皇的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早晨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道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民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意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书，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政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二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和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嫉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甚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