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玉座珠帘 第十一章（第8/9页）

上谕一再追索，始终没有好消息来。到了九月里，京城里忽有流言，说洪福瑱已为湘军营官苏元春所生擒。席宝田得到消息，派了专差去要人，苏元春不肯交出，直到席宝田自己去要才要了来。

当时有人为席宝田指出，苏元春难道不知道这是大功一件，为什么有放掉洪福瑱的意思？他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曾氏兄弟的提报中，大张其词，说伪“幼主”已“阀门自焚”，现在又出来一个伪“幼主”，朝廷追究其事，曾氏兄弟必然迁怒，随便找个题目，就可致人于死地。因此劝席宝田不要多事。

席宝田默不作声，把洪福瑱解到南昌，由巡抚沈葆桢亲自审问。这已是瞒不了的一件大案，等沈葆桢奏报到京，朝廷不知作何处置？那些对曾国藩、曾国荃不满或者心怀妒嫉的京官，都在谈论此事。旗人中的许多武官，尤其起劲。湘军的声名，早成他们痛心疾首的根源，自然是抱着幸灾乐祸之心，期待着曾氏兄弟会获严谴。

消息证实了。十月初，沈葆桢派专差赍折到京，奏折里没有提到苏元春的名字，说是席宝田部下的游击周家良——据传就是奉席之命到苏元春那里去要人的那个武官，于“石城荒谷中将洪幼逆拿获”。这自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恭王和军机大臣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可以放下了。

但是，在表面上，恭王把江西的奏折看得似乎无关紧要似的，这是他故意要冲淡其事，好为曾国藩留下开脱的余地。他的想法没有错，夸大其词的是曾国荃，曾国藩既未亲临前敌，又何从去考察他老弟的话是真是假？只是依体制上来说，要谴责曾国荃，那曾国藩就逃不掉“失察”之咎。投鼠忌器，为了保全曾国藩，不得不便宜他那个老弟，把金陵城破之日，曾国荃和他的部下，忙着劫取财物，致使首逆漏网的大过失，置而不问。

“曾国荃可以不问，沈葆桢不能不赏。”慈禧太后问道：

“该怎么样奖励，你们计议过没有？”

“该奖的人还很多。”恭王答道：“象鲍超，他是曾国藩手下第一名骁将，在江西打得很好，也该封个爵。”

“封爵？”

“是，封爵。李臣典都封了子爵，鲍超自然也值。”

“朝廷的恩典，实在要慎重。”慈禧太后慢条斯理地，是准备发议论的神气，“曾国藩封侯，应该。另外那些伯、子、男，可就太滥了一点儿。你看，那个姓洪的小孩子……。”

“是！”恭王抢过她的话来说，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一言表过：“曾国荃告病回籍，李臣典已经病故，萧孚泗丁忧开缺，事情都已过去，请太后不必追究了。”

这种陈奏的态度，慈禧太后大为不快。但不快又如何呢？

难道还能放下脸来说他几句？只好隐忍在心里。

“现在东南军务，大功告成，浙江全省的恢复，左宗棠的功劳，决不下于李鸿章，应如何激励之处，请旨办理。”

慈禧太后不即答话，先看了看慈安太后——曾国荃封伯一半是她的主张，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所以这时不肯开口。

于是慈禧太后故意这样答复：“你瞧着办吧！”

“臣拟了个单子在这里。”恭王把早捏在手里的一张纸，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看着念道：“江西巡抚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给头品顶戴；署浙江提督鲍超，一等子爵；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一等伯爵；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骑都尉世职。”

念着单子，慈禧太后在想，恭王原来已有了安排，如何又说“请旨办理”？这不是明显着殿廷奏对，不过虚应故事？

什么恩出自上，都是骗人的话！

心里有气，脸上便不大好看，拿起“同道堂”的图章，在白玉印泥盒里蘸了一下，很快地在那四个名字下面，盖了过去，钤印不甚清楚，她也不管了，只把单子往左首一推。

慈安太后倒是很细心地盖了她那个“御赏”印，同时问道：“席宝田呢？也该有恩典吧？”

“那在曾国藩另保的一案之中。”恭王答说，“臣等拟的是，记名按察使席宝田，赏黄马褂；游击周家良赏‘巴图鲁’的名号，都给云骑尉的世职。另外江西全境肃清的出力人员，应该如何议叙，正在办理。”

“江西是肃清了，”慈禧太后紧接着他的话说，“福建可又吃紧了！”

“这是洪军余薛的窜扰。左宗棠已经进驻衢州，他一定办得了。”

“湖北呢？安徽呢？河南呢？”一声比一声高，责难之意显然。

御案下的军机大臣们，心里都有些嘀咕，第一次感受到慈禧太后的“天威”，只有恭王不同，他所有的只是反感。

“那还有新疆、陕西、甘肃的回乱。”他索性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朝廷只要任用得人，自可渐次敉平，不烦圣虑。”

“这也得拿办法出来，空口说白话，不管用。”

淡淡的一句话，分量很重。中原和西北的情势十分复杂，一时那里拿得出统筹全面的办法出来？不过恭王自然也不是没有跟他的同僚和有关部院的大臣们商量过，所以想了想，先提纲挈领说了用兵的方针。

“向来边疆有事，总要先在内地抽调劲旅，宽筹粮饷，方能大张挞伐。所以平新疆先要平陕甘，平陕甘得先要把窜扰湖北、安徽、河南一带的捻匪肃清。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

“那么就说捻匪吧，”慈禧太后用极冷峻的声音问道：“那儿怎么样了呢？僧格林沁和官文都在湖北，一个王、一个大学士，不能办不了捻匪，你们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缘故？”

其中的缘故是知道的，官文因人成事，根本不管用，僧格林沁骄矜自喜，部下已有暮气，而且军纪极坏，所以时胜时败，不能收功。但恭王不肯说这话，一说就要论处分。僧王是国戚，威名久孚，官文则是平洪杨中唯一封了爵的旗人——外间本有流言，说恭王过分倚重曾国藩蔑视旗将，倘或僧王和官文受了处分，蒙古、满洲各旗必定大起反感，众矢所集，首当其冲，这关系太重大了。

因此，他疑心慈禧太后的咄咄相逼，怕是一条借刀杀人之计，自己万不能上她的当。这样，就只好先虚晃一招了。

“圣母皇太后说得是！”他说，“等臣等研议有了结果，再跟两位太后回奏。”

等跪安退出，恭王的神气很难看，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约了英国公使有“教案”要谈，已坐上轿子，又掀开轿帘，嘱咐宝鋆约军机大臣到鉴园吃晚饭，商量剿捻的军务。

宝鋆答应一声，匆匆回到军机处。小阳春的天气，衣服又穿得多了些，他把暖帽往后掀了掀，从听差手里接过手巾，在脸上一阵乱抹——一面抹汗，一面向坐在椅上沉思的文祥，吐一吐舌头，轻声说道：“没有想到，碰‘西边’这么大一个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