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清宫外史下 第六三章（第4/9页）

“早就挑好了。全是菊花青，个头儿一寸不差。如今正在调教，十一月初就可以到京了。”

“你听见了吧？”醇王看着荣禄说。

荣禄立刻甩一甩袖子，请了个双安，站起身来垂手说道：“七爷这么回护，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不怕七爷生气，有件事非得依我，才能让我心里稍微好过些。”

“你说吧！”

“马价多少，得让我照缴。”

“这是小事，随你好了。”

于是荣禄再次称谢，又谈了些闲话，方始辞去。此行总算不虚，但事情实在很难，福锟的帘眷方隆，即令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取销，也未见得能取而代之。倘或派一个左右翼的总兵，去听福锟的号令，那就未免太委屈了。

“果然如此，宁愿仍旧告病！”荣禄自己对自己说，“要嘛不回步军统领衙门，要回去就非得当堂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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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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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