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第2/4页）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二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