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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第8/13页)

也许当时最重要的毒贩子最后在1923年被抓捕归案受审。这一次依然是个外国人。埃德加.曼宁是来自牙买加的一个“穿得很漂亮的黑人”,1919年发现他显然是在通过首都转移大量可卡因和吗啡,于是受到伦敦CID(英国中央情报部)的注意。据当时的报纸认为,最终杀死比莉.卡利顿的毒品就来自于曼宁。尽管他的同伙,意大利人卡罗.伊瓦尔多立即遭到逮捕,搜出了十三包可卡因(“足以‘毒倒’半个伦敦”,《世界新闻》说),曼宁还是“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他一次还给警察局长写信,指责英国中央情报部骚扰他。“事实上,”曼宁写道,“我本性是个正拜[原文如此]的黑人,这使得我所遭受的迫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简直令我的神经都要完全崩溃了”。这封信没起到多大作用,《世界消息》在1923年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被捕了:

邪恶的黑鬼抓住了

伦敦毒品交易头子,臭名昭著的西印第安人,熟悉各种高级地方和低级去处的家伙最后被刑事拘留。他这个星期在老贝利刑事法院被判刑三年——他的伏法为伦敦西区的夜生活除掉了苏格兰场有史以来所记录的最危险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这个黑人是个财迷,他靠牺牲白种女人和白人姑娘的灵魂来赚钱。

《世界新闻》,1923年七月二十二日

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他们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货物运输。如果运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还有更复杂,那就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下沉,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

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子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三十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三千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子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了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鸟的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头的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味,“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

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的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尽可能长的入狱时间。

就在英国围捕伦敦的中国移民的时候,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十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百分之五十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上的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八个人。

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瘾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和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于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了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五克可卡因才算时髦。

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一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现在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子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七倍或是八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年到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百分之一千。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一百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夜晚竟然服用了十九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今天的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泰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