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第5/7页）
就在这份报告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前，即1923年，国家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不理会国家联盟的命令，玻利维亚还明确要求他们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次它们可是无路可逃了。
有几个人勇敢地探出头来，反对这个委员会的错误结论。其中最出名的两个科学家是卡洛斯.曼格（安第斯山脉生物学院的创始人）和秘鲁神经学之父，费尔南多.卡比西斯。他们在抗议过程中组织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古柯大会，“秘鲁委员会”，目的是再次调查古柯叶子的情况。这第二个委员会的结论比较折衷，考虑得也非常周详，同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嚼古柯是一项没有害处——有时候甚至还大有裨益——的消遣。
这也没有什么用。联合国委员会有其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连秘鲁都不得不表示服从，尽管此前它一直拒绝在要求其摧毁古柯贸易的国际法令上签字。1962年，秘鲁和玻利维亚都签署了“日内瓦禁毒单方公约”，要求两国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完成彻底清除古柯的任务。这个任务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执行起来还要花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要是真这么干的话，会有200，000秘鲁人失业。拉丁美洲对此大为震惊。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数量要少得多，在1947年就同意销毁这种作物，但直到这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秘鲁和玻利维亚效仿哥伦比亚的作法。尽管大家普遍对根除古柯的法令置之不理，但各国签署了这一法令本身就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这些错误地试图扫荡古柯贸易的努力，利用了人们长期把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混为一谈的事实。就在1906年美国通过“纯粹食物与药品法”的时候，当局就已经把这二者混淆了起来，因此起草出了禁止古柯酒和其他含有古柯叶子成分的药剂的法令，他们显然忘记这个事实：无需处方就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可卡因。当时专利药品行业之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可卡因上瘾和“可卡因狂”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对麻醉品立法者的这些激进的断言表示置疑。就连路易斯.莱文——麻醉剂研究领域伟大的先行者之一——这样的专家都落入这样的圈套，对嚼古柯者进行严厉的批评：
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表现得类似同吸食鸦片的人。他们会出现一种标志性的状态，身体极其虚弱，伴随有行为举止的逐渐改变。他们还没成人就变成了老人。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所有的更加严肃的生命目标而言他们都毫无用处，沉湎于幻觉之中，完全受对毒品的热切的渴望支配，除了毒品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多高的价值。
《梦想国》，莱文，1924
秘鲁国内对古柯进行迫害的真正根源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科瑞普林曾写过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他在书中——在不具有任何古柯经验的情况下——下结论说古柯同可卡因是一回事。1913年一个名叫赫米诺.沃里迪赛的秘鲁青年医生在意大利休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多亏了科瑞普林，沃里迪赛回国时坚定了古柯就等于可卡因的信念，一到了秘鲁，就马上开始建立秘鲁精神病学院——那里的学生死记硬背地记住古柯很危险的概念。卡洛斯.里基斯和古德雷斯.诺列加都是他的学生。
事实上，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古柯”已经变成了“可卡因”的同义词。就连阿尔道斯.赫胥黎——凭借仙人掌毒碱和《众妙之门》而出名——这样的头脑开明的思想家也轻易相信了这一点。1958年，他在给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一种迷幻药）的发明者阿尔伯特.霍夫曼的一封信中祝贺他最近分离出了二甲4羥色胺磷酸（迷幻药，又名“幻菇”），同时还对古柯的使用表示哀叹：
我现在是从秘鲁给你写信，这是令人最不满意也是最危险的能改变人的大脑的药物——古柯——的国度，印第安人仍然在消耗着大量的古柯——
《解脱——迷幻药论文集》，赫胥黎，1977
这种混淆——古柯＝可卡因——似乎可以理解，似乎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严重后果。我看到所有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哪一种断言都不对。首先，美国的某些人故意模糊古柯和可卡因之间的区别，别有居心地想要对二者都发起攻击；其次，这种毫无必要地丑化古柯的作法后来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
巧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给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作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们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现在还不明白罢了。
但是古柯立法界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终于找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古丁博格之后才发现的。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盼望能见见古丁博格。他1999年编辑了一本有关古柯历史的论文集《全球历史》，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本开辟新天地的书。我高兴得要命地找到了它，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更多这类资料，或是认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古丁博格似乎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可卡因的少数几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马上把他当作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们利用电子邮件同了几个月的信，讨论我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一些最新的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我们还漫不经心地交换了一些新的想法，大多绕着歌手麦克.殴菲德的《管钟》的二手带子转，还语焉不详地安排我到华盛顿后怎么同他见面。
然而，只有在他发现我到华盛顿的原因是要去采访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的时候（这次采访最终没能进行），才真正产生了兴趣。《纽约人》杂志最近出版了西莫.赫许的声明，说麦卡弗里在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处决100，000名十几岁的伊拉克士兵。古丁博格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见到麦卡弗里的时候会问问他。“天哪——不行”，他急切地说，“他也许会把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