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卷土重来(第2/6页)
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世纪之交的时候的瘾君子被视为是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五十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同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对同伴,对父母,对权威,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这个形象威力更大,因为巴罗斯和他的随从都很聪明,受过教育,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冒险行为,自己也开始吸毒。
然而直到此时,听说过可卡因的人还很少。就连无论到哪儿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的巴罗斯要弄到点可卡因也不容易,他写道,一个朋友最后从墨西哥给他弄到一点,这令他欣喜不已,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好可卡因”。对他而言,可卡因只有作为”速度球”——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海洛因(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麻醉剂)和安非他明(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兴奋剂)的混合物——的一部分才有意思。兴奋剂让你飞起来,而麻醉剂让你慢下来。尽管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在1885年就发明了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需要静脉注射海洛因,这意味着它的吸引力还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可卡因几乎只供染上海洛因瘾的人享用。巴罗斯讲述了1956年的真实情况:
可卡因使用者的标准作法是,一整夜不睡觉,隔一分钟注射一次可卡因,间或在针剂里混入海洛因,形成“速度球”(我认识的可卡因瘾君子没有一个没染上吗啡瘾的)。
《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
对巴罗斯而言,速度球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会要了你的命,而是注射频率常常越来越频繁,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最后很容易出现典型的可卡因或安非他明过量的症状:偏执症。巴罗斯对偏执狂非常了解:
你一天早上醒来,打上一针”速度球”,感觉皮肤下面有虫子在动。1890个长着黑八字胡的警察堵在门口,从窗户探进身来,饰有粗大浮雕图案的蓝色帽徽下面的嘴唇在狰狞地蠕动着。瘾君子们大步走进屋子里来,唱着穆斯林的葬礼之歌,抬着比尔.根斯的尸体,他身上针孔的伤疤闪耀着柔和的蓝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别有用心的侦探对着你的夜壶嗅来嗅去。
这就是可卡因的恐怖之处——休息一下,冷静下来,再注射大量的GIM[吗啡]。
——《赤裸的午餐》,1959
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五十年代末的反叛潮流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婴儿潮出生的人来到了,空前多的富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完美的孳生之地。与此同时,大众航空旅行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陆之间麻醉剂的运输更加方便,人们从而也越来越容易买到非法毒品。新一代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距二十世纪头几年的可卡因上瘾大泛滥已经隔了两代,所以没有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来警告他们提防娱乐用途的麻醉剂的危险性。尽管父母告诫他们要远离麻醉品,六十年代的一代还是一齐选择对这类建议置之不理。
首先流行的毒品还是老一套:大麻,吗啡和海洛因,但是巴比妥酸盐和迷幻剂之类的新发现也不甘落后。然而可卡因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63年的报告说,“查获的可卡因大多数来源于合法渠道,从数量上看,现在还不足为虑”。可卡因大灾难的大本营亚洲的情况十分相似,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报告说查获有可卡因;但涉案数量不足为虑”,委员会报告说。同年,整个美国没收的可卡因也不足五公斤。
但是,其他各种毒品消费量都在上升,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1年在美国,白宫第一次就滥用毒品的问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的确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被禁止。1965年,安非他明和巴比妥酸盐也成为非法药品。1966年,林顿.杰克森建立了“卡赞巴赫委员会”,建议从源头和需求两个层次来制止非法毒品交易。对毒贩子的刑罚再一次加重,但到了此时,这股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的了。很快,抽大麻成为非常常见的消遣行为,就连吸大麻烟者的杀手或是暴力罪犯的形象也迅速崩溃,同时也打败了当代的麻醉剂联邦立法的重重条款。从1965年到1970年,因私藏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百分之一千,对美国大众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两百四十万的美国公民因吸毒而有意犯法。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滥用毒品现象的“不断上升的病态现象”采取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一项意在阻止大量大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轻率的计划。从表面上看,他这项代号为“拦截行动”的计划的愚蠢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的野心程度:尼克松派遣了超过2,000名海关人员到边境线,命令他们拦截并检查每一辆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交通工具。拦截行动三个星期拦下了超过五百五十万名旅行者,每个人跨越边界的时间都要拖延上半天。然而尽管这次行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搜查行动,却没有查获哪怕是一份数量较大的大麻。作为一次禁毒行动,它完全失败了。
不过,在给墨西哥施加压力遏制大麻交易方面,尼克松政府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这也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首先,墨西哥的大麻产业搬到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很快就意识到可卡因优于大麻的潜在的优势,从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大麻最初的短缺造成追求非法刺激的人到别的地方寻找快乐。最后,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可卡因来到了。传统观点认为,可卡因在美国再次融入主流是在1967.1968年,因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到可卡因的,不过其实可卡因出现的时间比这要早。约翰.考勒曼是1991年到1994年的禁药取缔行动的负责人,他回忆起纽约六十年代中期遇到可卡因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5年出现了可卡因,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来自于秘鲁,多由到达纽约的海员一次几公斤走私带来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宗运输。我当时见到的最多的是五到六公斤。使用这种毒品主要是娱乐界的家伙: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