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1/17页）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158]，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159]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160]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五

我们与他们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官帅之和议，故暂居退自保，未敢擅行。……倘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

绅士布告1841年5月28日[161]

1841年5月，当英国人进攻广州时，清军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守城部队懒散地呆在这座城市中时，惊慌四起。[162]当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谁来保卫这座城市？紧张状态不断增长，直到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突然引起了大众的惊慌。又惊又怕的奕山，从水边的小艇中爬出来上岸时，一群苦力正在大佛庙前的一个街头摊子上吃饭，看见奕山，就放下碗，跑到奕山的随从前面，挡住奕山的去路。他们要知道钦差大臣打算怎么办来拯救他们。奕山对这些庶民的冒犯行为十分震怒，他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手下抓住几个讲话的苦力，就地正法。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看到苦力的头颅滚入河中，由于恐惧、惊惑而四下逃散。城市陷入了混乱。许多人随着逃兵跑出了城门，另一些则去抢商馆。乡勇和八旗军之间也发生了战斗。[163]一名中国官员报告说：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164]

城里的许多市民都哀求官员们谋求和平。梁廷枬写道：“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165]

克尽职责的在城外的绅士对城内的景象感到厌恶。一些人提出派乡勇进城，但当局怕引起更多的骚乱与抢劫，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就没有别的依靠了。谁知道一旦英国军队从高地进攻广州会出现什么情况？绝望中，签订了赎城的协议。

虽然地方上承认了这笔主要由公行提供的赎金，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得中央认可的措施[166]，“贿赂”之事并没有告诉朝廷。相反，还编出了地方如何英勇顽强的“故事”来掩饰失败。北京确信，继续敌对，只会给那些地痞们以抢劫、焚烧城市的机会，就像他们已抢过商馆一样。[167]皇帝所关心的是，夷鬼并未获胜。如果英国要使北京屈服，就要把战事引向北方。

在地方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一方面，英国人已撤走，时间一长，农民们就编出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记得，是那些高级官员——多数为满人——卑怯地同意了赎城。这样，一个新的传说产生了：广州人确实打败了英国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剿灭他们，就被自己的“叛徒”长官出卖了，后者是同城里的商人们串通好的。这种信念也许是日后仇外运动的最重要的简单动机。它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官员，以后只要对夷人采取温和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通敌、不忠等等。

后来不久，当余保纯去付部分赎城费时，他不得不化装，秘密会见义律。他十分担心，如果他被人发现来交这笔钱，那就会有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在人民的眼中，余保纯及其他官员已经是卖国贼了。[168]农民们带着对统治者的嘲笑和轻蔑，唱着：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169]

八千斤未烧[170]，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171]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央集权主义是自满自足、无忧无虑的自然结果。但是，对蛮夷又并不总是像对野兽那样感到放心，因为他们是叵测的、危险的。[172]这种可怕的偏见被固定化了。与蛮夷通商使官员们不安，但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商馆地区，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样，老百姓也怕蛮夷的不可测度，可是把这些大鼻子欧洲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精神上的限制，也缓和了他们的担心。

翻开19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外国使节的个人特点。当然，“公文”总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简单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面孔，没有个性。除了整体的特征之外，什么也没有。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173]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