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5/7页)
当然,绅士中仍有一些人反对夷人,希望把英法联军赶出广东。但是,咸丰皇帝已告诫三大臣,“目前天津的乱局已不可收拾,但广州的事务仍可依前令处理,汝等必不可惹起事端”[97]。罗惇衍明知无所作为会失去所有尚存的地方排外者的支持,但仍不得不告诉绅士们取消对广州的进攻[98]。团练萎缩了,消亡了。在老的反洋人中心地区巡逻的英国士兵看到的是友好的农民,他们拒绝向绅士的团练局交纳保卫费用。一队英国兵甚至在罗、龙、苏曾作为团练总部的公局中过夜。在这里,一名县丞“深感邻村绅士力量的增长。据他说,他们曾使他的地位下降到几乎不起作用的地步”。现在,只有在风中飘动的撕破了的反洋人告示,才能使英国人记起广东的抵抗运动。[99]
1860年新年,两广总督穿起朝服庆贺,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表明旧秩序已经恢复。[100]英国人继续检举绑架者,在乡村巡逻,阻止在边界的叛匪,使他们不得逼近三角洲地区。[101]甚至南海、番禺的绅士们也开始接受联军存在的现实。一次他们向联军委员们提出,请求“发给一份以他们崇高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文件”,允许在石井建立团练以防盗匪。[102]他们怎么能对外国人统治的事实视而不见呢?他们自己的一名地方官审问两名罪犯时施用刑罚,巴夏礼断然把他投进了监狱。[103]
英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讽刺意味。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25年来他们走了多远。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60年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同曾与之战斗、并给予约束的官僚阶级等同起来;他们也不可能预见到,他们英国人将被新的中国视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这个新中国恰恰是他们无意中帮助建立起来的。
这么容易统治是太美满了。巴夏礼本人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所持的目的。现在,越早脱身越好,最好在引起新的纠葛之前。”[104]于是,1861年10月21日,就在20年前炎热的5月里卧乌古曾占领过的高地上,联军的指挥官们最后一次集合他们的队伍。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厚厚的城墙破裂崩坏了,河南华丽的别墅毁坏了,池塘里飘满了浮萍。[105]现在,礼炮燃响,换上了中国当局的旗帜。联军在最后一次胜利的夸耀中撤出了广州。[106]残破、卑微、经历了不能消除的变化的广州城,最后被留给了她自己。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广州城看着英法联军离去。
[1]《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
[2]1856年10月8日,广州一位绅士向地方官报告说,他认出了停在黄埔的一艘快速帆船(用中国索具的西式船)的水手中,混有1名海盗。4名官员和60名士兵登上船,它是中国人所有的,但在英国的航海册上以“亚罗”之名非法注册。当中国人扯下桅杆上的旗并逮捕12名中国水手时,好斗的领事巴夏礼声称英国国旗受到了污辱,他在包令和西摩尔海军上将全力支持下,要求总督叶名琛公开道歉。叶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最后通牒,于是导致了战争。
[3]1857年夏,因大米缺乏,米价涨为正常价格的3倍。广州的大米都得从暹罗进口。见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5,附件1, 1857年8月20日。
[4]告示日期是1856年12月4日。见FO17/263,快件6,附件2, 1851年1月3日。
[5]FO17/263,威妥玛的报告,快件6,附件1, 1857年1月3日。
[6]爽官(Samqua),通常指吴健章。他在外贸中交了好运以后,1851年在上海负责对外关系,见《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5页。
[7]FO17/272,华特的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21日。
[8]FO17/272,华特的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21日。
[9]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62,附件1, 1857年8月24日;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19,附件1, 1857年7月10日。FO228/240,“巴夏礼—额尔金”,1857年7月25日。FO17/272,中文秘书的备忘录,快件370,附件1, 1857年9月2日;快件385, 9月21日;快件390, 10月5日;快件399, 10月13日;威妥玛的报告,快件407, 10月21日。
[10]《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特别记者在中国》,第16—42页。
[11]FO17/271,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19,附件1, 1857年7月10日。FO228/240,“巴夏礼—额尔金”,1857年7月25日。
[12]额尔金爵士是英国最显赫的贵族之一。曾任女王陛下的牙买加总督、加拿大总督,业绩辉煌。1857年,巴麦尊首先挑选他担任远征中国的司令官。
[13]FO17/276,“额尔金—克拉兰登”,快件46, 1857年9月24日。
[14]民国《东莞县志》,卷72, 18下。FO17/27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6,附件1, 1857年7月25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36,附件2, 7月25日。FO17/277,“威妥玛—包令”,快件75,附件1, 1857年12月9日。
[15]Stanley Lane-Poole:《巴夏礼爵士的生涯》,伦敦,1894,1: 12—13章。
[16]夏定域:《英吉利占据广州之役史料》,载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0.110: 45—48页,1929年12月18日。
[17]《英吉利占据广州之役史料》。
[18]《清代中国名人传》,第904—905页。
[19]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1、74页引薛福成。
[20]《广东十三行考》,第198页。
[21] 《广东十三行考》,第17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5—82页。
[22]《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第287页。
[23]Laurence Oliphant:《额尔金伯爵1857、1858、1869年使华使日纪实》(以下简称《额尔金使华》,伦敦,1859,1: 151页。
[24]《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第287页。
[25]柏贵的许多同胞认为他是被迫作出这一决定的。“胁巡抚柏贵以制粤民”。见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35下。
[26]《额尔金使华》,1∶151页。
[27]FO228/252,“广州的中国大臣们应遵守的规则”,快件11,附件3, 1858年1月12日。
[28]FO228/252,“广州的中国大臣们应遵守的规则”,快件11,附件3, 1858年1月12日。
[29]《额尔金使华》,1∶169页。
[30]《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82页,注142。
[31]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