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5/7页）
1933年秋，刘燿与关百益、王老生、李济、张嘉谋、郭宝钧坐马车赴河南濬县辛村工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李济对记者李青来发表了一篇自传式的谈话，后由记者整理发表于《新时代》杂志创刊号，题为《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文中谈到安阳考古发现鸟兽骨时提到有孔雀骨和犀牛骨；在李济写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都提到了这两类动物骨殖，例如写于1957年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本和后来的中译本，1956年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69年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77年的《安阳》（Anyang）等。当夏鼐读到此文时，他用铅笔在复印件上批注：“似未见孔雀和犀牛的骨头……”影响不胫而走。
1926年李济的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一件最重要的出土物是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鼐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对那“半个蚕茧”持否定意见，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如此平直等。按说这些问题他曾有足够的时间与李济当面切磋的，但他似乎从未发表过不同见解；当年他也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不经考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29
殷墟发掘物到底是否有孔雀骨和犀牛骨；西阴村发现的蚕茧究竟是后世混入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不仅关涉学者的业务水平，更显出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
就在夏鼐极力否定“半个蚕茧”之时，有一批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30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在经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31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32一书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的西阴村。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 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2005年9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33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34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60年代初立的，山西省政府是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到了90年代则是国务院立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国家认定。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
作铭所长座右：
刚写给郭院长（注：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 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署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
敬候指教，并颂
时祉
晚张光直拜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35
此时，大陆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足以让国人色变。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其措手不及，所以夏鼐的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绝口不提：
张光直先生：
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
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
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