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章 1941年，莫斯科（第6/8页）

两人望向车外，寻找一个向左拐弯的岔道口，发现那里站着个士兵替他们指路。救护车跌跌撞撞地在树间开行，开了一会儿才看见第二个向他们挥手的士兵。士兵对他们说：“一点一点往前开，不然又要和那些车撞上了。”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到了事故现场。公共汽车、吉普车、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的梅赛德斯小汽车连环相撞，像是焊接在了一起似的。埃里克和赫尔曼跳下救护车。

公共汽车上没有人。地上躺着三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从吉普车上救下来的乘客。几个士兵围着被公共汽车和吉普车挤在中间的梅赛德斯，试图把上面的伤员救下来。

埃里克听到一连串枪响，心想谁会在这种时候开枪。但很快他把这种想法抛在一边，把精力放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他和赫尔曼走向地上躺着的三个伤员，依次为他们评估着伤势的严重程度。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断了胳膊，一个只是受了点擦伤。在被挤压变形的小汽车上，一个伤员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一个陷入了昏迷，还有一个则惊恐地大叫。

埃里克给狂叫的人打了针吗啡。吗啡起作用以后，他和赫尔曼把这人搬出汽车，送上救护车。把这人搬出来以后，士兵们才得以把夹在梅赛德斯废旧零部件之间的昏迷伤员解救出来。伤员受了严重的脑外伤，埃里克觉得多半救不活了，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在场的士兵。把这两个伤员放在救护车上以后，他和赫尔曼把注意力转到吉普车的伤员身上。赫尔曼在断了胳膊的伤员的伤口处装上了夹板，埃里克则把受了擦伤的伤员扶到救护车上，安排他坐到了椅子上。

他走回梅赛德斯车跟前。“我们会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把死者弄出来，”一个上尉说，“你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好的。”埃里克说。

他听见又一阵枪响。埃里克很想知道特别行动队会在这里干什么，于是沿着森林往里面走了一会儿。树间的雪地上到处是烟屁股、苹果核、扔掉的废报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像是有野营的人刚从这里走过似的。

他走进一块停着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空地。许多人被带到这里。几辆公共汽车正要经过事故现场离开，另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进空地。埃里克看见停车场那边站着一百来个年龄不一的苏联人，许多人像保护稀有财宝似的抓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包裹和麻袋，还有个男人抱着把小提琴。这时，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映入埃里克的眼帘，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囚犯们周围站着手持棍棒的当地警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显然得到了被占领土当局的支持。警察们看了看他，注意到敞襟大衣下的德军制服，马上把视线移开了。

走过囚犯群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苏联人用德语朝他喊：“先生，我是镇上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口头上应付应付他们而已。我可以帮助你们——我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请带我离开。”

埃里克没有理他，继续朝枪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采石场边。采石场是森林中的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大的云杉树，云杉树上满是积雪。树林的一头有条向下的坡道从高处的森林通到低处的采石场。这时，十几个囚徒在士兵的看守下，正两人一排沿着坡道往下走。

埃里克在这些囚徒中间看见了三个女人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里的某处吗？但这些人的手里都没有行李，雪花像送祝福一样落在他们没戴帽子的头上。

埃里克询问站在一旁的党卫军中士：“伙计，这些战俘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共党分子。”

“那个小男孩也是吗？”

“还有些犹太人。”

“他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

“有什么区别吗？”

“共产党和犹太人不是一码事。”

“胡扯什么！大多数共产党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刚和自己说话的轮胎厂厂长既不像犹太人，又不像共产党，埃里克心想。

囚徒们走到采石场的石板地上。之前他们一直像被圈起来的羊群似的死气沉沉，既不东张西望，也不交头接耳。这时他们突然活跃了一点，指着地上的东西议论起来。透过飘扬的雪花，埃里克看见尸首似的物体散布在岩石上，他们的外套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

埃里克这时才注意到，大树之间的山谷外侧站着十二个拿着步枪的枪手。十二个囚犯，十二名枪手：埃里克意识到了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惊恐而难以置信，同时又感到非常愤怒。

枪手举起枪，瞄准采石场上的囚徒。

“不，”埃里克说，“你们不能这样！”没人听到他的话。

一个女囚徒尖叫一声。埃里克看见她抓住十来岁的男孩，把男孩搂紧，好像她的胳膊能帮男孩挡住子弹似的。两人看来是一对母子。

一个军官下令：“开火！”

步枪开火了。囚徒们踉跄几步，倒在地上。枪声震下了松树上的积雪，纯白的雪花落在枪手身上，化成星星点点。

埃里克看见男孩和母亲双双倒地，但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不，”他说，“哦，不。”

中士打量着他。“怎么了？”他生气地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个医务兵。”埃里克仍然注视着采石场里的可怕一幕。

“你来这干什么？”

“我随救护车前来营救车祸中受伤的军官。”埃里克看见又有十二个囚徒在卫兵的押送下顺斜坡走下采石场。“老天，爸爸说得没错，”他悲叹道，“我们的确在滥杀无辜！”

“别废话，快滚回你的救护车去。”

“是，长官。”埃里克说。

十一月底，沃洛佳申请转到战斗部队。谍报工作似乎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红军已经不需要掌握柏林的间谍以探明已经在莫斯科城外的德军的意图了。沃洛佳希望为莫斯科决一死战。

他对政府的担心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斯大林的愚蠢，秘密警察的残暴，苏联以往所有不合理的一切——似乎都随着德军的逼近而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有顾虑，心中充满了战胜给苏联带来暴力、饥饿、强暴的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愿意为妈妈、为妹妹、为妹妹的双胞胎儿女、为卓娅而决一死战。

他又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苏联就没有间谍了。他的德国线人们都是些认为打倒残暴的纳粹统治远比爱国主义和忠诚重要的德国人，他对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心怀感佩，但此时他也只能以国为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