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5/9页）

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带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掠夺（Loot）一词源于印地语Lut，后者又源于梵文的lotra，意为“抢劫、掠夺”。1800年，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人，已开始在会话中使用该词。两次鸦片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掠夺一词传遍全球（如霍布森-乔布森“英—印标准词汇表”考证）。简言之，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财产争论不休的占有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战胜者提出了获取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卢浮宫里装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的文物精品。另一方面，战胜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贪婪掠夺，早已是臭名昭著。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对此有过辩论，他对西西里岛总督费雷思的掠夺行为给予了严正谴责。

然而，1860年时，与战争期间道德有关的成文法典尚未成形。惯例成为对占领者进行限制的传统制动器。但是，那些惯例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曾对其法律缺失进行过阐述。惨绝人寰的30年战争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世界性战争准则。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提议再次受到推动。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撰写出版了《国际法》一书，建议制定对所有交战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法规，对被俘战斗人员的生命、权利、财产，以及受困于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实施保护。格劳秀斯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即便对交战者违反惯例予以保护的战争法，也是模棱两可，成为一纸漂亮文字。

因此，1814年，当1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一把火点燃白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英国入侵者因严重违反“文明战争规则”而广受谴责。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破坏优美纪念物和艺术”，表明他们是“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和野蛮四处蔓延的”战争。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反唇相讥，称英国军队的少将罗伯特·罗斯是一位老兵，在西班牙参加过半岛战争，他曾三番五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把加拿大位于前线附近的整座城池夷为平地（在美国人举办的1812年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中，那些往事极少被人提及）。

长话短说。在帝国时代鼎盛时期，掠夺一词进入了外交谈判。从那时起的游戏规则一直是伪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根据不存在的法律申诉以及幕后的讨价还价。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在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包括加入战利品争夺战的后起之秀美国，它刚刚把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各地的1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传教士们是“世界英雄”，麦金利总统对会议代表们说，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盲目崇拜和迷信的黑暗”。世界英雄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带来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工业，鼓励了“法律发展和组建政府”。实际上，传教士是国家建设者（一个当时前所未闻的措辞）。如果有什么地方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取得的成就，那个地方一定是中国。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物品，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使中国成为最受会议关注的国家。

那只是美国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认知上的光明面。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展现了不太值得称道的另一面。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时，他对有关禁止“外来种族”（中国人）入境的移民法表示支持，称“使中国人最终与美国人民同化，这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那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观念。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克利夫兰州长，称中国人“对我们的法律缺乏基本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福利事业带来危险”。

西方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人对此充满戒心。190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北京（当时西方人称之为Peking，中文发音为Beijing）的围攻，使那一年被人铭记于心。这场围攻就是很快便为人所知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围攻北京只是一场道德闹剧，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被误导、决心屠杀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包括1963年查尔顿·赫斯顿和艾娃·加德纳主演的一部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传记，无不反复强调这个基本观点。在被围困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约有1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1900年8月，他们被一支多国救援军队解救，那种情况前所未有。

在那场大戏结局的参与者中，有十几位美国人冲锋在前。麦金利总统强调说，他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利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颠覆了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策略，目的是帮助麦金利再次当选总统。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该政策显得既不新鲜，也不具有操作性。“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