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胶水桶（第5/6页）

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杰恩的队伍一来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杰恩如此告诫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要求他必须下台。”因此，华尔纳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路程。华尔纳补充道：“如果我此时在敦煌，会使那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华尔纳担心“去年普艾伦给我的那几块壁画碎片和泥塑，已演变成整个洞窟被我掠夺……我成了敦煌饥荒和干旱的罪魁祸首”。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从受损壁画上剥离少许碎片是一码事儿，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会使和尚和当地民众过分悲痛。而揭取整个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画，则属于另一码事儿。那至少需要3个月或4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的极大关注，还可能引发实际骚乱……我们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不仅会危及福格艺术博物馆未来可能派出的探险队，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计划’造成伤害。”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拥有文物的机会。因担心奥利尔·斯坦因爵士的探险可能对未来的“大计划”造成破坏，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将其召回。

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萨克斯注意到，华尔纳确实不愿意离开剑桥城，曾在1927年拒绝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后来，该馆将那个岗位给了普艾伦。因此，萨克斯给福布斯写了封便函，对华尔纳研究员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你我都知道，华尔纳不是世上适合常规办公室工作，常规教学工作，或任何常规工作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位如此活跃的人，一位如此好的朋友。从长远看，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有用之才。他选择了我们，而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是我们的幸运。”脱下了考古学家装束，换上了宽松的剑桥粗花呢的华尔纳，从未晋升为正式教授，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和日本艺术”广受欢迎的讲师。那是美国相对新鲜的研究领域，是美国最早出现的此类课程之一。试讲阶段结束时，华尔纳“为20位年轻人主办了一个提供啤酒的正式午餐。他们选修此课程，是觉得它轻而易举。我们曾一同兴高采烈地在艺术博物馆聚会，观看库房藏品，一起刻苦学习应对考试。我会事先告诉他们所有的考试问题，他们以为那样会使生活变得简单。但结果表明，那种做法没有多大帮助，与他们想象的不同”。

华尔纳本人的著述十分杰出，思路清晰，充满机智诙谐、顺手拈来的俚语。他认为，“亮闪闪的泛泛之论”令人憎恶。学生若是敢冒这个险，就会被老师用钢笔黑墨汁批上“亮泛论”评语。华尔纳一生都对射箭和放鹰狩猎饶有兴趣，把业余时间用于削制木头猎鹰。他十分健谈，属于为波士顿婆罗门常聚之地——“客栈”和“周六”两家俱乐部增添光彩之人。那两家俱乐部，都同样受到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资助。在“客栈”俱乐部举办的圣诞晚宴上，华尔纳带领大家唱起欢乐颂歌：“揭开屋梁，让蜡烛忽明忽暗闪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纳投笔从戎。据说——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美国原子弹轰击日本广岛和长崎后，他冲进白宫，说服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使日本城市奈良和京都免遭狂轰滥炸。他称自己的作用只是提供地图，详细标出日本的文化遗产地，而把炸弹投到哪里的决定与他无关。尽管如此，日本人在上述两座城市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后来还授予他二级“神圣珍宝勋章”，那可能是日本颁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等级勋章。华尔纳还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接见，他写道：

昨天，我受到了裕仁天皇陛下的接见。天皇接见以简洁著称……这是第一次此类接见，以后再无可能。天皇极为高兴，他让我在他旁边的椅子就坐，似乎不等随从翻译就完全理解了我的英语。实际上，双方都不需要翻译，除了我对宫廷特别着装形式一无所知，可能相当无礼地与他过于称兄道弟……最后，他说天气很热，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上身穿着购自伦敦、用于皇家学院讲座的黑毛毡外套，下身是软棉布短裤）。毫无疑问，我看上去有几分激动，尤其是现场的日本武士无人擦拭额头汗水；而我自己，则有一个需要不断抹去汗水的额头。

华尔纳去世时，感恩的日本人在京都镰仓和奈良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镰仓的圆觉寺展示了他的照片，同时有十几位禅师为他吟诵《莲华经》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