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绍（第8/9页）

法：可是在选举中只提出一名候选人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总统先生，在1971年的选举中，您连一个竞选对手都没有！

阮：啊！啊！小姐！对这些事应该结合南越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我们应该记住1971年选出的总统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与之讨论和平的总统。我们应该记住正是在那个时期，政治稳定的局面结束了，因为我的对手退出竞选，北越人把他们的师团集结在非军事区的一侧和与柬埔寨相邻的边境地区，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好，正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对我说：“阮文绍先生，既然其他人都退出了竞选，您也应该退出，否则就不是民主。”我回答说：“我们的宪法没有规定在只有一位候选人的情况下应该取消选举。它也没有规定单独的候选人应该被置于一旁，或者应该去寻找一位竞选对手。倘若我退出竞选，那么就必须重新修改宪法。重新修改宪法则至少需要六七个月。在六七个月中，北越人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攻势的准备工作，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认为，如果当我们处在没有军政领导人的情况下，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南越就将寿终正寝。你们想说什么，悉从尊便，我坚持这个看法。”小姐，下一个是什么问题？

法：总统先生，一个粗暴的问题。我痛恨我的粗暴，特别是您如此殷勤地接待我，请我共进早餐，而我却带来了一连串不客气的问题。下面是第一个问题：对于您被人称为“美国的傀儡”或“美国人的人”，您如何评论？

阮：谁这么说？

法：人人都这么说，几乎人人都这么说。您真的对此感到惊讶？

阮：美国人也这么说？

法：是的，很多美国人都这么说。

阮：啊！啊！哼……小姐，我是越南人的人，而不是美国人的人。我更不是美国的傀儡。我相信自己最近已表明了这点，在这次采访中也表明了这点。我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位盟友而已。请继续问下去。

法：现在我继续问。第二个问题：有人指控您是个腐败的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您如何回答那些指控者？

阮：小姐，根本不值得一答。我该回答他们什么呢？当一架制造流言飞语来诽谤某个总统的机器开动马达时，没有办法制止它。提出诸如此类的指控并不是由于失误，而是由于别有用心。失误是可以收回的，而别有用心就不可能收回。我只对您说一件事：您是否见过某个总统的女儿居住在伦敦的修女院中？我的女儿就在那里生活。

法：好吧，总统先生，那么我们从另一角度提问题。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阮：对极了。我的父亲10岁时便成了孤儿。他结婚时，我母亲靠挑大米和椰子到乡村市场去出售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在生下第一个儿子13天后，她不得不卖掉草屋，迁居到河的对岸，因为她没有钱。依靠我母亲，我的哥哥才能在巴黎上学，弟弟才能在顺化上学。但是我不得不留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我们是个自食其力的家庭。现在我的兄弟都当了大使，但是我的姐妹却还是在市场上卖大米和鸡的肩挑小贩，就像我母亲过去那样。是的，是真的。

法：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阮：不对。我以我女儿和儿子的脑袋向您发誓，我在国外什么也没有。不论在伦敦和巴黎，还是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都没有住房……在瑞士有住房的荒诞故事我是前些日子通过美国人才得知的。我回答说：“美国先生们，你们拥有发现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种种技术，你们拥有拍摄这所住房必不可少的各类照相机，请你们把这所住房的照片带给我。”我仅仅在越南拥有少许家产，您想知道都是些什么吗？司令部里的一套房间。作为将军，我有权在那里享有单身住的两小套房间。我把两小套合并成一套，并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布置，作为周末的去处。但它并不真正归我所有，而是属于军队所有。以后我将归还给军队，将它改变成一座博物馆。另外，我还有一幢临河的木屋，我每次到河上从事滑水运动时就住在那里。它是不久前刚建起来的预制结构的房屋，是森林劳动者工会赠送给我的。另外，在我的诞生地还有我的住房，是全村最穷的住房。人们从它门前经过时都哭着说：“瞧，阮文绍总统的住房！”最后，我还有一小块土地，在那里我以农作试验为乐。我在那里种稻种瓜，养鸡养鹅养猪，甚至还养鱼，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池塘。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连一辆汽车也没有买过，至今仍在使用吴庭艳总统的那辆汽车。这是一辆陈旧的奔驰轿车，发动机经常出故障。人们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一个越南总统在结束出访后回来，走下飞机，坐进奔驰轿车，走到半路，车抛锚了，军事警察们不得不用力推它，以便帮助发动机重新启动。发动机“蓬，蓬，蓬”响着，而总统诅咒道：“天哪！该买一辆汽车啦！”小姐，请您继续问下去。

法：总统先生，我现在继续提问。第四个问题：您不怕被人暗杀吗？就像吴庭艳总统被人暗杀那样。

阮：不怕。老实说，不怕。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他会保佑我。当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宿命论者。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上帝时时在那里保佑着你，因此你加以防范也是无用的。恰恰相反，我以为一个人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上帝，帮助他来保佑自己。不论何事都有一个限度，最后我得出结论说：“我履行我的义务，对由于履行义务而导致的风险，我将进行自卫。其余的就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但愿上帝也对我承担起某些责任。”不对吗？总之，这是个互相信任的问题。小姐，撇开玩笑不谈，杀害我一点也不困难。我同所有的人握手，丝毫也不介意，我的保镖们对此只能埋怨。我回答他们说：“保镖先生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做我的工作，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万一你们没有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和我都要遭殃。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原因是如果有人真要杀害我的话，我怎么能幸免呢？上星期，我检阅了五千名自卫队员。他们个个都荷枪实弹，要杀害我只需一支枪、一发子弹。没有比杀害南越总统更简单的事了。但是我已向他们作了解释，杀死我是不值得的，我更乐意在活着的时候离开总统这个职位，而不是想当一辈子总统。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非得杀死我不可呢？此外，死亡也吓不住我。上帝知道我自1965年以来参加了多少次战斗。最近，我还面对着北越的炮击和越共游击队的枪击。这些都表明死亡吓不住我。是谁强迫我到广治、平隆和昆嵩去的呢？我是总统，又不是负责前沿指挥的将军！但是我还是去了前线。我向圣母作祈祷后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