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第8/9页）

法：总统先生，许多人不信任您。他们说，您是个只追求权势的蛊惑民心的政客，为了把大权握在手中，什么事情您都可以做，他们还说您不会放弃财产。

布：不放弃财产？在最近三个月我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我的家庭失去了4.5万英亩的土地。我个人失去6000至7000英亩，以后我将继续失去土地，我的儿子们还要失去一些土地。真主可以作证，我不是在玩弄社会主义，我缓慢地进行革命并不是出于自私。自从我读马克思论著的那天起，我从没有为放弃财产而担心。我可以告诉您我读马克思书籍的时间和地点：1945年在孟买。至于指责我追求的只是权力，那么，有必要弄清楚“权力”这个词的含义。我对权力的理解与叶海亚·汗的理解不同。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人们用它来夷平高山，开发沙漠，建立一个人们不再死于饥饿和屈辱的社会。我没有邪恶的打算，我不想成为独裁者。但是，现在我可以说，我必须非常强硬，甚至是专制。我准备去黏合的那块破碎的玻璃，大部分已成碎屑。我必须扔掉碎屑。如果我不狠狠地扔，我就建不成一个国家，只能建个市场。总之，请注意，人们参与政治不是为了去做果酱，而是为了夺权和掌权。谁说相反的话，就是欺人之谈。政治人物总是希望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善良的、有道德的、始终如一的，千万别上他们的圈套。世界上不存在善良的、有道德的、始终如一的政治家。政治就是打别人或遭别人打，正如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你千万别去打某个人，要是你没有做好遭到他的两倍反击的准备。”其他都是属于童子军一类的事了，童子军的美德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它忘了。

法：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

布：是的。还喜欢读有关戴高乐、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书籍。您是不是要我承认我是法西斯分子？我不是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首先是仇视文化的，而我是热爱文化的知识分子；法西斯分子是右派，而我是左派；法西斯分子是小资产阶级，而我的出身是贵族。读有关某个人的书籍，并不意味着把这个人视为英雄。是的，在我心目中是有英雄的，但是，那还是在我的学生时代。您要知道，英雄就像口香糖那样，人们把它放在口里细嚼，然后吐出，再换一块新的。青年人特别喜爱英雄。要是您很想知道哪位英雄在我的嘴里嚼的时间最长，那就是成吉思汗、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我对拿破仑比对其他所有的人嚼的时间都长。在我心目中也有过马志尼[16]、加富尔、加里波第的一定位置，还有相当分量的卢梭。您看到了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吗？

法：看到了，为了更好地了解您，我想知道您对当代哪些人物曾经感到或者现在仍感到亲近，也就是说，您最喜欢谁，谁又最喜欢您。

布：其中之一是苏加诺。他说我跟他是同一块木料制成的。他崇拜我，我也崇拜他。尽管他有缺点，例如与女人的关系庸俗，但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不断地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男性，这没有必要，也不得体，但他不懂得这点。另外，他也不懂得经济。另一人是纳赛尔，纳赛尔也是第一流的人物，我跟纳赛尔也非常合得来。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1966年，我被迫离开政府时，纳赛尔邀请我去埃及，他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了我，并且对我说，我需要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还有……斯大林。是的，斯大林。我一向非常尊敬斯大林，可以说，我对他的尊敬是出自肺腑的，正如我讨厌赫鲁晓夫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要是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赫鲁晓夫，我一直把他看成是个爱吹牛的人，你就会更了解我了。他总是说大话，大声叫嚷，把手指对着大使们，喝酒……时刻准备与美国妥协。赫鲁晓夫对亚洲干了很多坏事。最后……我知道，您希望我谈点对毛泽东的看法。但是您想要我对像毛泽东这样的庞然大物说什么呢？谈谈周恩来，我觉得更容易些。我对他了解得更多些，跟他谈话和讨论问题的时间也更长些。我们的谈话是漫无止境的，从天亮一直谈到夕阳西下，谈话可持续数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1962年以来，总是我去中国与周恩来见面……他，简单地说，我钦佩他。

法：总统先生，所有这些人物为了获得权力，不得不进行了许多斗争，而您没有。

布：您错了，我达到现在这种地步也并非容易。我进过监狱，多次遇到过丧命的危险。阿尤布·汗和叶海亚·汗都试图杀害我，在我的食物里投入毒药，向我开枪。1968年发生过两次，1970年发生过一次。两年前，在桑加尔，叶海亚·汗派来的凶手向我射击达一小时之久。因掩护我，有一个人死去，另有数人受重伤……我不会忘记在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因为是富家子弟出身，而又要搞社会主义，所以谁也不相信你。你周围的朋友不相信你，相反，还开你的玩笑；穷苦人也没有那么开明，能相信你的诚意。对我来说，艰苦的事不是设法躲开子弹和毒药，而是要使不相信我的人能认真对待我。我一到人间就享有的特权没有使我向往阿拉丁的飞毯时代。要是我对政治没有这样的才能……

法：这种才能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布：我从少年时起就有这种才能。但是，如果我们想做精神分析家的话，那么，应该说，我的才能应归功于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可惜由于在几次选举中失败而过早地隐退了。他对政治有贵族式的、非常高贵的概念，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他谈论政治对我很有启发。他经常带我去拉尔卡纳游览，陪我参观古代的庙宇、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和我们文明的遗迹。他总是对我说，你瞧，政治就像建造一座庙宇和一所房子。或者对我说，政治就像作曲和写诗。他经常跟我谈论勃拉姆斯[17]、米开朗琪罗[18]……我的母亲则不一样。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着魔似的关心他人的痛苦。她总是反复地对我说，要关心穷人，要帮助穷人，穷人应该继承土地等等。当我去美国时，我接受了她的教导，而且在我思想上生了根。我去美国是为了在伯克利大学读书，那里有一位伟大的国际法法学家。我想在这所大学里获得国际法学位。那时正是麦卡锡时期，搜捕共产党人。我的选择已经明显起来。为了躲开夕阳林荫大道上那些指甲涂着蔻丹的女孩子，我逃到了马克斯韦尔街，与黑人住在一起。一星期，一个月，我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很真诚，也懂得观察。一天，我在圣迭戈的一家旅馆竟得不到一间房间，因为我的皮肤是橄榄果式的，看上去像墨西哥人……啊！这件事教育了我。后来我从美国到了英国，那些年正发生阿尔及利亚问题。我立刻站到了阿尔及利亚人一边，但是我没有到唐宁街10号前去呼喊口号。也许因为我内心深处比较胆怯，我从不喜欢混杂在人群中闹事。我更喜欢进行书面论战或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斗争。这样做更聪明、更精细、更有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