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第6/7页）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1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22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23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24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得了与显贵阶层的平等。如今，那种暴动再也不可能发生，甚至再不会有人想到。

这在共和国极具讽刺意味。公元前367年，平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废除了仕途上的法律限制。此后，富有的平民失去了与穷人并肩作战的动力。他们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如操纵执政官的选举，购买帕拉蒂尼山上的产业等。两个半世纪以后，他们像《动物庄园》（AnimalFarm）中的猪一样，变得跟他们的压迫者难以区别。在某些方面，他们事实上占据了主宰地位。以前，行政官职位总是显贵们的囊中之物，现在则经常被平民中产生的、颇具政治野心的贵人占据。其中，保民官尤其拥有哗众取宠的机会。对不合胃口的法案，他们引人注目地有着否决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法案。显贵们被禁止竞选平民职位，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在一边看着。

当然，如果保民官滥用职权，危险也是有的。在共和国，大多数行政官职位都是机会与陷阱并存。即使按照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规定保民官行为的那些不成文规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几乎提供了无尽的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他们的人身安全则有神的护佑。自古以来，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侵犯他等同于冒犯神明。另一方面，保民官在任期内不得离开罗马，他的家向公众开放；他必须悉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抱怨；在大街上，不论谁拦住他，他都要停下来，倾听他们的诉说；他要读人们在公共纪念碑上的胡乱涂画，那可能是鼓励他支持或反对新的提案。无论保民官本人多么自负，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有时候，一些保民官甚至表现得像出身自贫民窟一样。罗马人用“亲民者（populares）”一词指称这种人：依赖于同公众接触才能维持自己地位的政客。

然而，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同时，他也得关心自己那个阶级的愿望。掌握这种平衡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保守的显贵阶层对保民官总是心存怀疑，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这个职位对拥有者的特殊诱惑力。往往存在着这种风险：保民官过于期望获取民众的拥戴，用激进的、非罗马式的改革贿赂他们。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艰难，这种风险越大。

格拉古兄弟就做了这种致命的尝试。两人的出身无可挑剔。利用他们保民官的职权，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盖约在10年后，兄弟两人推进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建议共和国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的确是激进的改革，毫不奇怪，贵族们都吓坏了。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同民众的关系很可疑，有种阴谋的味道。虽然在贵族中，提比略不是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的人，但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盖约走得更远。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民众而不是贵族将成为罗马的主宰。贵族们觉得他肯定想成为独裁者，否则怎么会有贵族想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他们看到了危险的征兆：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公元前122年，盖约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这种违法的事何时才会结束？保民官或许是神圣的，想一直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就不那么神圣了。维护共和国宪法的呼声两次高涨起来，两次都得到了应答。在一场狂暴的乱战中，提比略被人们用凳子腿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人们用铅水灌进他的头盖骨。紧随其后，他的3000多支持者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自驱逐国王以来，这是罗马的大街上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其荒唐之处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们的妄想狂。格拉古兄弟引起的对古代罗马的联想不仅仅是独裁制。例如，盖约死在平民事业的圣地埃文蒂尼山。这并非巧合。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在这里躲藏，真想把自己与古代的罢工者联系起来。尽管穷人们没有起来支持盖约，但他试图引发休眠已久的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还是令贵族们震惊。他们认为那是可怕的、不负责任的。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文明人不应该干割人首级这种事。盖约·格拉古灌了铅的头盖骨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旦共和国的惯例遭到破坏，根基被摧毁，罗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它也是一种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的变动。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共识，共和国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变成野蛮人，就是成为独裁君主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