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第12/16页）

启蒙运动许多设想后面的精神是新科学，它的支持者需要一个合作的、累积的、经验的和进步的世界；它的自我纠正原则允许采用旧的神学从未能够采用的方式纠正错误，因为新的科学不像信仰是建立在教条和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上的，它要求经验上可以确定的事实。毫无疑问，鉴于对科学的这种信仰，对宗教的信仰必定会消失，事实也是如此。约翰· 洛克作出了最初的努力，英国的自然神论者阐述了纯粹“理性的”、消除奇迹或神秘元素的宗教，从此开始，启蒙运动稳固地沿着哲学怀疑论、世俗人文主义、无信仰的方向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理性主义，越来越没有神秘感、激情感或来世的成分。尽管18世纪依然保留了对基督教传统的信奉，但是它的哲学先锋（伏尔泰、休谟、卢梭、康德、莱辛、杰斐逊）在本质上持有自然神论和怀疑论的思想。他们倡议更广泛的宗教宽容，在观念上希望政教分离。

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一样，犹太人欢迎启蒙运动的赐福；另外，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所谓的民主革命时代（1776—1848）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成为新价值观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犹太人逐渐从公民权缺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781年，18世纪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发布了他的第一个《宽容特许权法案》，其理由是，这是基督教要做的事情，同时它也对国家有用。确实，犹太人越来越受到宽容，因为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用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一世很久之前就告诉他的贵族们：“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务似乎无害，而且对我们和国家有用。”事实上，就是在普鲁士，驼背的犹太人摩西· 门德尔松向更大的世界打开了窗户，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发起了与占据统治地位的柏林以及德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对话；主要是和戏剧家和哲学家戈特霍尔德· 埃夫莱姆· 莱辛（1729—1781），他的伟大戏剧《智者纳坦》代表着普遍宽容和同情最经久不衰的文献之一。门德尔松的朋友普鲁士公务员、基督徒威廉· 冯· 多姆不仅在德国发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他的著作《犹太人公民权的提高》（1781）在那里出版。这本书控告社会虐待犹太人，倡议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和平等。1791年，法国革命议会大会承认犹太人具有完全的公民权，诸如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瑞士、意大利北部这些由法国统治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巴伐利亚、巴登以及符腾堡模仿奥地利的模式承认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但同时保留了某些限制。在1806年被拿破仑战败的普鲁士邦施行了内部的改革，在1812年承认犹太人的经济而非政治的解放。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所有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从先前没有人权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公民或国民。

解放运动的诱惑促动许多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强迫集中居住区。这一诱惑是一把双刃剑。第一，它引发了与同化相关联的宗教和文化问题，接着，同化产生了动摇犹太人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危险。第二，同化意味着人们希望犹太人接受成为有充分资格的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公民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同时它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犹太人所定居的民族社会是否把他们作为有充分资格的国民接收下来，并且作为对作出这种让步的回报，乐意承认他们有额外的权利来保留犹太人的身份。第三，欧洲犹太人自身是否能够为了与基督教徒的邻里和平相处作出让步？

在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扩张潮的冲击下，犹太人离开了强迫集中居住区。此时此刻，犹太人很快发现财富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犹太人作为贸易商和借贷人经验丰富，并且通过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所得甚微，他们很快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代理商。甚至在民主革命之前，他们就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管理整个欧洲皇室的金融事务提供服务。他们的大都市心理素质和能说多种语言的能力——几个世纪的必需品——使他们能够形成让他们的竞争者嫉妒的国际商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国际家族的崛起，也许是资本主义扩张年代犹太人成就最杰出辉煌的事例。这一家族的创建者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1743—1812）最初是法兰克福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后来在城市的犹太胡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涉足钱币、勋章、古董生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在欧洲的五个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他的五个儿子建立了五家子公司，并且同时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服务。这五个儿子优化了其父亲精明的商业洞察力和杰出的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和厌恶的金融机构。罗斯柴尔德极度相信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政策；他们精于利用价格差在几个市场买卖国际货币，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冒险，要求具有对当地金融、政治状态的直接知识，以及完美的对时机的把握。他们小心地选择代理人，代理人则准确地汇报当地的情况，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比任何新闻机构都更消息灵通的组织。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成为了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为犹太人仇恨者喜欢的靶子。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其他地方所说：“还有比这样一个家族更好的证据证明一个犹太人世界政府的想象概念吗？在一个家族中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民，至少与三个政府有着密切的合作……政府间经常性的冲突从没有一刻动摇过其国家的银行家们利益上的团结。为了政治目的的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现实本身更有效的象征物。”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审视这一金融成就的另一面也是重要的，即它对于这个犹太家族的影响及其所受到的同化和国家化的诱惑。尽管迈耶· 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成功地将他的五个儿子安置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他也导致了家族统一性的最终弱化，因为几个罗斯柴尔德被民族化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或英国人。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谈论犹太人那样，尽管他们厚颜无耻，但是他们也为民族国家的荣誉和认同而奋斗，相对轻松地跻身最高层的国家圈子里，经常表现出明显的谨慎和保守的姿态。迈耶· 卡尔· 冯· 罗斯柴尔德是阿姆谢尔· 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他是1867年北德意志议会的议员，并且在普鲁士的上议院任职；维也纳的萨洛蒙男爵跻身于维也纳最高层的宫廷圈子，获得了一个五十年投资北奥地利铁路的特许权；巴黎的詹姆斯男爵和他的儿子阿尔方斯在巴黎社会都是同样声名显赫；纳坦· 迈耶的儿子莱昂内尔· 罗斯柴尔德成为了英国下议院的首位犹太人议员，他的儿子纳坦内尔在1885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世袭贵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依靠保持家族和商业的犹太性质来遵循严格的风俗习惯，但对民族政府的这种认同则既重视家族又重视民族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