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1/15页）

事实上，在1873年的崩溃之后，政治上的犹太恐惧症出现了，几个军事上的煽动者策划了这一恐惧症。德国反犹太人事业最初的代言人之一是帝国宫廷牧师阿道夫· 施托克，他在1878年创建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控制中解救出来。施托克是一位中士的儿子，将军事和牧师的生涯结合起来。他最初服务于一个贫困的矿区，然后作为军队牧师服役于部队，最后被委派到宫廷。他见证了工人阶级生活的艰苦环境，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忠诚被迅速瓦解的可能性令他十分惊讶。由于感受到大众诉求的重要性，这位愤怒的牧师希望创造一支右翼力量，来抵御他所发现的在政治左翼那里产生的威胁。作为一位帝国宫廷的牧师，施托克享受着霍亨索伦王朝的支持，他与保守的《十字军报》的关系使他进入了舆论制造者的行列。他还以柏林城布道团团长的身份，与低层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布道团是路德教会的慈善组织，为穷人履行牧师职能。施托克的反犹太人战役是由机会主义的政治理由和个人理由而非理性信念促发的。下中产阶级受到越来越组织良好的、来自下层的工人阶级，以及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集团的威胁。因为代表在经济上被取代的下中产阶级，他把犹太人当作便利的替罪羊，让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不幸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金融丑闻负责。他还暗示“犹太人的资本”只是支持大企业的利益，而非德国的小业主。他认同小业主普遍的抱怨，他们宣称自己被大企业和银行家所毁灭。因为这些大的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中，因此所有小企业家承受的痛苦必然是由犹太人引发的。这种错误的推理中存在着充分的可信性，它对一知半解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正如汉娜· 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通常的形象具有了明确的犹太人特性。

施托克的党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它在1878年国会的普选中只获得1422张选票，但是施托克反犹太人的言辞在保守主义的圈子里，尤其在诸如《十字军报》和《日耳曼尼亚》这样的保守主义报纸中找到了乐意接受其思想的读者。在一系列充满感情的文章中，《十字军报》攻击政府的财政政策，说它们是由犹太人，同时是为犹太人制定的。它把俾斯麦最亲密的金融心腹、银行家戈森· 布雷施罗德挑选出来，作为经济萧条的主要罪魁。主要的天主教报纸《日耳曼尼亚》也作出了同样的断言，它重新印发了俾斯麦二十五年前发表的反对犹太人解放的演讲，这使得俾斯麦感到局促。《日耳曼尼亚》还诽谤德国犹太人的动机，坚持认为过多的犹太人集中在有利可图的商业上，而在“生产性的”企业上犹太人又过少。它建议良善的天主教徒，对犹太企业的联合抵制可以抵消富裕的德国犹太人不合比例的数量。

施托克反犹太人的运动，不仅在整个德国得到了回应，在各地撞击出反响，而且也显示出某种形态。一些好战的犹太人仇恨者，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利用了犹太恐惧症；另外一些人将犹太恐惧症变为政治的策略，将德国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犹太人的信念维系的整体当中；整合的政治方法在特别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那里尤其流行，其中最能说会道的代言人是镀了金的、具有学术水平的犹太人仇恨者、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1879年，就在施托克建立基督教社会党仅仅一年之后，特赖奇克在精英的保守主义期刊《普鲁士年鉴》发动了自己反对犹太人的知识运动，他采用了纳粹分子无休止重复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不幸”。特赖奇克的攻击主要是受到民族主义者而非种族主义者信仰的促动，他的假定是，德国只有成为一个有结合力的民族共同体，具有单一的意志和目标，才可能变得强大。他狂暴地谴责任何形式的双重国籍或双重效忠，要求严格遵从自己以及其他有教养的德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化的民族主义。

数十年来，富有灵感的民族主义激情不断发生强烈的、热情的爆发，这些爆发让这位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无法控制自己，他对其他观点充耳不闻，以此保护自己。他不仅成功地向许多他周围的柏林大学的年轻人灌输其教条，而且成功地将反犹太人的思想变成了令人尊重的观点。特赖奇克骄傲地宣称：“现代反闪米特主义的祖国是德国，在这里，体制得到了解决，口号得到了铸造。”德国文学在反犹太人的写作方面最为丰富。事实上，德国是否是世界上最反犹太人的国家，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但是特赖奇克和志趣相投的犹太人仇恨者尽力使德国这样做了。尽管特赖奇克呼唤反犹太人事业的号角声招致了其一些同事的猛烈抨击，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 莫姆森，但变得清晰的是，在这次学术交流期间和之后，特赖奇克学术界的大多数同事都持有了反犹太人的信念。

施托克和特赖奇克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明确而有力地表达了越来越敌意、越来越不宽容的针对犹太人的立场。特赖奇克代言的是保守主义精英，施托克则代表在社会或经济上失意的人。有人可能想弄清楚前者是否比后者更有影响力，但是因为纳粹运动这个广泛民粹主义运动的到来，审视表现自我的反犹太人的大爆发就显得特别重要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施托克是一致的，都是以民粹主义和高度充满激情的形式体现的。19世纪70年代以及随后的时期，这类犹太恐惧症经常是失意的社会集团敌意的表现，它们几乎都承受了经济萧条的痛苦，因为自身的麻烦而谴责俾斯麦或犹太自由主义。另一个明确而有力表达这些受压抑的挫折和敌意的代言人是威廉· 马尔（1819—1904），他在1879年打造了“反闪米特主义”一词，并且写作了两本有影响的图书——《犹太人的镜子》（1862）和《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胜利》（1879）。马尔采用了心理学方法，将恐吓的策略迂回地注入反犹太人运动中。他认为，犹太人远非身体虚弱，或者政治上缺乏力量，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强大和阴险的民族，他们决心吸空德国人民的种族力量，将其作为自己真正的、恶魔般目标的开端。这个目标就是在德国建立新耶路撒冷。马尔的反犹太人预言，已经带有明确的启示录和千禧年的性质。他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被锁定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并警告人们时间已晚，唯有对世界犹太人一致的反击才能遏制住德国民族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