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5/15页）

尽管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试图澄清他并非想让种族卫生学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他谴责这些偏见是迷信，但是这一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与极端种族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偏见交换养分，给这些偏见令人尊敬的科学外表。阿道夫· 希特勒种族主义的世界意象并非他自己妄想的产物，而是德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包括美国）“令人尊敬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读到费舍尔或利本菲尔斯的文章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吸收在学术和大众圈子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

在这些信条里面体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所有的生命一生都从事着无休止的生存斗争，假如放弃斗争就注定灭亡。像个人一样，民族也从事着无止境的、适者生存的斗争。一个民族的战斗质量依赖于其民族和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创造生产价值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哺育适应力最强人种的能力。那些污损民族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的低等人、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上残疾的人——都要通过适当的国家手段加以清除。对于所有人种来说，雅利安人（白种人）种族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即大量繁殖和统治世界。但是，种族的混杂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时间确实已经晚了。因此，只有国家支持的立法才能保护雅利安种族免受劣等种族的感染。1913年，欧根· 费舍尔以“绝对的确定性”大胆预言：白种欧洲人将被灭绝，除非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明确而一贯的种族政策。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政府提供了这一政策。

在1914年，没有人能够预言事态肯定不会按照纳粹塑造的方式发展。尽管在德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先前讨论的不祥的错误路线，但是，德国的状态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状态，它保护努力挣钱的犹太人的权利。按照彼得· 普尔策的话来说，犹太人自身发现“在欧洲生活是可以忍受的，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明显不错的。他们就像在家里，犹如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家里一样”。当然，有理由惊讶，因为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感染了粗野或无知的民众，这一点在整个历史上都有显示；而且从生活的所有方面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思想中，另外还栖居在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机构当中。虽然我们可以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画一条垂直的关系线，但是没有理由在1914年假定，反犹太人的感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并把犹太人弄进了地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暴力后果提供了一些条件，它们加重了这一感染，并将它转变为狂暴的疾病。

注　杰克· 韦特海默在1987年出版的题为《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帝国时代的东欧犹太人》一书显示：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从骗人的公务员和法官那里获取公民权。他们经常在严格的命令下行事，拒绝给予犹太人公民权。这本书的优点不仅在于提醒我们在19世纪很多德国官员对待犹太人的方式，而且也显示了甚至在今天德国人依然保持了对外国人的歧视态度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