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3/15页）
德国人作出了什么进步去处理他们最近的悲剧历史？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今天是什么样的性质？处理过去的四种方法从1945年就已经制定。最初是同盟国，后来是德国人。第一是去纳粹化，它包括对纳粹罪犯的法律诉讼；第二是对受害者以赔款为形式的财务赔偿；第三是战后以政治和宪法手段保护民主和人权，反对犹太恐惧症；第四是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努力重新教育年轻一代祝福民主。最不成功的是去纳粹化和对犯罪者的惩罚，大多数犯罪者现在不是死亡就是气息奄奄。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是善意的，但不充分，不过至少加速了将联邦德国整合进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提升了德国民众的声誉。在近乎四十年里，德国一直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稳定的民主体制。直到最近，它的经济在人均产量、收入水平、分配的社会公正等方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极端主义的运动和党派已经被边缘化；尽管外国人恐惧症和犹太恐惧症的暴力周期性地爆发，但被无数热衷于宽容、保护避难者、反对纳粹主义的草根组织所匹敌。任何挑唆种族仇恨或者否认大屠杀的人都会面对严厉的罚款和监禁。198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得散布政治仇恨材料和否认大屠杀成为要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西德宪法也绑定了前东德的领土，对威胁民主的自由言论加以限制，因此自动地限制了毁灭魏玛共和国的那类仇恨材料和政治行为。
有人可能认为，德国人比日本人、俄国人或美国人，更多地把公共注意力放在他们最近历史的黑暗面。近些年来，公共的争论一直强烈，善意的德国人对国家分裂和经济衰退感到极度的痛苦。这些分裂和衰退给外国人恐惧症的暴力和右翼的行为推波助澜。外国人恐惧症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然爆发，尽管在世界的新闻界被放大，但并不代表一个沿着开放、宽容、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行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大量生产了一种造反的青少年、反主流文化局外人、社会不满者的亚文化，但这一事实不意味着这些社会团体对主流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德国人经常抱怨外国的观察家放大了新纳粹行为的孤立事件，将它们普遍化，暗示着“德国人总体上态度的变化”。根据对统一的新德国民族不宽容和极端主义的研究，“公众和新闻界准确地认识到极端主义的事件，但是错误地把它们作为公共舆论的指示器，其实它们不是。”行为暴戾的年轻人、酗酒的暴徒、街头流氓、煽动者，似乎给公众心理造成了很深的印象，远远超过和平游行和数十万正派的德国人的守夜。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全球媒体文化及其痴迷于轰动新闻、变态行为和粗言秽语的评论。因此，1996年1月吕贝克的外国人避难所被烧事件，遮住了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天的重要事件：以色列总统埃泽尔· 魏茨曼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大屠杀新的纪念日在德国议会发表了演讲。这个纪念日由德国总统罗曼· 赫尔佐格发起，为了证明德国将继续关注奥斯威辛的解放，即使它的50周年纪念已经过去。
罗曼· 赫尔佐格和前任的几位总统（魏采克、海涅曼、霍伊斯）是在象征和文化的意义上为这个国家代言的，他们都同意，在奥斯威辛之后，德国的民族意识只能来自德国最好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不是受到污染的民族潮流，以及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尽管于尔根· 哈贝马斯警告对这一共识的当下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并且这一警告得到了很好地采纳，但是这个国家的优秀思想人物——他们覆盖了整个政治领域，从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右派的天主教保守主义分子——在整个联邦德国时期支持这一立场。德国的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都持有同样的立场。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与犹太人和大屠杀相关的议题在媒体，尤其是电视里是十分突出的特色。马克· 菲舍尔的《在墙后面》对德国人明锐的点滴见解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德国媒体通过过度的注意，可能已经过度补偿了过去的忽视。在今天的德国，他写道：“犹太人是历史。他们像苦药一样强迫地塞入德国人的喉咙。电视评论总是评论大屠杀的某个方面，否则一周是过不去的；出版者从不厌倦地记录德国犹太人的文化遗产。犹太人作为一个悲剧性损失被包裹起来。”
这种隐藏潜在犯罪感的自由主义的过度补偿，已经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为时过晚，且过度感伤和虚伪。错误的焦虑并不比忽视或者否认更好。戈登· 克雷格不久前参照了两种不健康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态度：以可怕的对犹太人和以色列虚伪的友谊显示出来的内疚和对内疚的补偿。克雷格指出，每一个“进步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有一天要去以色列旅游，会见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的军事成功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对犹太人的过度焦虑，但是在德国它依然十分强烈。根据马克· 菲舍尔的观点：有一些“召集”犹太人的德国人，他们像激动的主妇一样给卡片档案增加可能的客人。有一些德国人，他们以研究犹太历史和宗教作为一种赔偿。有一些德国人，他们出于对犹太人损失的哀悼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存在着一场争论，主题是犹太社会的悲剧性损失应该如何处理。因为制度性的办法对于德国人来说是第二天性，许多人指望政府而非私人企业去处理集体记忆的问题。科尔政府要求给予德国人两个主要的博物馆：波恩的历史博物馆和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大量的著作谈论了这两个博物馆，以及争讼纷纭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国家历史的体现，尤其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包括犹太人的毁灭，以及5000万人的死亡。
对科尔可爱计划的争执——尤其是柏林博物馆——只是一场争吵的预热而已，这个争吵与莱亚· 罗施建议的已经计划好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关。莱亚· 罗施是一个电视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和媒体明星，她在柏林一个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馆建设的背后是推动性的力量。尽管有私人基金的赞助，因为这个计划要求得到波恩政府和柏林议会的支持，更不用提需要一大批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因此它停顿了下来，可能永远也不会建造起来，但肯定不会以罗施设想的宏大形式建造。简· 克雷默描述了围绕着罗施大屠杀纪念碑的争论，认为它已经转变成了“毛骨悚然的公共娱乐”。克雷默把给自己取了犹太人名字的罗施描绘为装腔作势的媒体贵妇，她越出了各种动机——从对大屠杀牺牲者真正的同情到自我提升，以及罪行的具体化——已经进入了“大屠杀的职业”。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德国人在柏林市中心将拥有一个巨大的墓碑，它的尺寸是足球场一般大，以倾斜的水泥板塑造，上面刻着400万犹太受害者的姓名。从马察达采集来的18块巨石将散布在受害者的姓名中，一块巨石标志着一个集中营。人们责难这一计划耗资巨大、无法实施、矫揉造作。在这一作了记号要建纪念碑的地区建造公寓房的开发商表示反对那些计划，因为他们要他们未来的租户在楼上看见的是歌德的雕像，而不是五英亩刻着犹太人名字的水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