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本传（第5/6页）

良将者，可幸遇而不可强求者也。嗣后直隶练军统领，臣当悉心察看。遇上选则破格优待，尽其所长；遇中材则随处防维，无使越分，庶几两全之道。部臣复议及兵将相习，可收一气贯通之效。又言转弱为强，不必借才于异地等语。臣窃意就兵言之，断无令外省客勇充补之理，客勇亦无愿补远省额兵之志。就官言之，则武职自一命以上至提镇皆可服官外省，况畿辅万方辐辏，尤志士愿效驰驱之地。是各路将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调来直，不得以借才论。直隶练军，询诸众论，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镇将，练本管之弁将；一曰调南人之战将，练北人之新兵。访闻前此六军，用本管镇将为统领者，其情易通，而苦阖营无振作之气；用南人战将为统领者，其气稍盛，而苦上下无联络之情。将欲救二者之弊，气之不振，本管官或不胜统率之任，当察其懈弛，择人而换之。情之不联，南将或不知士卒之艰，当令其久处积诚以感之。

臣今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复旧观。一于古北口暂添千人，该提督傅振邦老于戎行，安详勤慎。一于正定镇暂练千人。该总兵谭胜达勇敢素著，志气方新，皆以本管官统之者也。一于保定暂添千人，令前琼州镇彭楚汉以南将统之。以中军冷庆所辖千人，姑分两起，俟查验实在得力，而后合并一军。此因论兵将相孚，而拟目前添练之拙计也。至练军规模，臣仍拟以四军为断，二军驻京北，二军驻京南。每军三千人，统将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请旨交各衙门复议，先行试办，俟试行果有头绪，然后奏定简明章程，俾各军一律遵守。奏入，允之。其后以直隶练军有效，他省仿而行之，营务为之一振，自国藩始。

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牵涉教堂情事，殴毙法国领事官，焚毁教堂。上命国藩赴天津查办。国藩奏言：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迭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为从来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方。寻奏诛为首滋事之人，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县革职治罪。因陈时事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八月，调两江总督。国藩沥陈病状，请另简贤能，开缺调理。上谕：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见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着无庸议！十一月，命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为川盐侵占，与湖广总督定议，与川盐分岸行销，奏请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行借销川盐。湖南巡抚请于永、宝二府，试行官运粤盐国藩复力陈二府引地不必改运，部议皆如所请。十一年二月卒，遗疏入。

谕曰：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荐升卿贰。咸丰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叠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实为股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枢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着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寻湖广总督李瀚章、安徽巡抚英翰、署两江总督何璟奏陈国藩历年勋绩。

李瀚章奏略云：“国藩初入翰林，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讲明程朱之学，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时艰，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祸福置之度外。其过人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用兵江、皖，陈四路进攻之策。剿办捻匪，建四面蹙贼之议。其后成功，不外乎此。

英翰奏略云：自安庆克复后，国藩督军驻扎。整吏治，抚疮痍，培元气、训属寮若子弟，视百姓如家人。生聚教养，百废具举。至今皖民安堵，皆国藩所留贻。一闻出缺，士民奔走，妇孺号泣。以遗爱而言，自昔疆臣汤斌、于成龙而后，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

何璟奏略云：咸丰十年，国藩驻祁门，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劝其移营他所。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贼至环攻，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鲍超一战驱之岭外。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国藩受钺四年，次第荡平，皆因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作士气。臣闻其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材一艺，罔不甄录，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庆克复，则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金隆克复，又推功诸将，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僧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诸人，皆自谓十不及一。清俭如寒素，廉俸尽充官中用，未尝置屋一廛，田一区。食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沉之遗风。其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曰不诳语，不晏起。前在两江任内，讨究文书，条理精密，无不手订之章程，点窜之批牍。前年回任，感激圣恩高厚，仍令坐镇东南。自谓稍有怠安，负疚滋重。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谘，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不默识于心。其患病不起，实由平日事无巨细，必躬必亲，殚精竭虑所致也。